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和女子参政运动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知识女性们第一次掀起了由女性自己领导的、争取女子参政权运动的高潮。而1911年至1913年创办的女性报刊．其主要特色便是鼓吹女子参政。其中,《神州女报》、《女子白话报》和《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成为鼓吹女子参政的最有力的三大女性刊物。作为舆论鼓吹工具,女性报刊无疑推动着现实生活中女子参政运动和参政思潮的向前发展,不过,因时代的局限性,女性报刊对于女子参政的宣传鼓动作用有效,但也有限。     

媒介语境中的女性参政——部分电视剧女性领导形象透视

在近年来播映的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电视剧中,不乏女性领导,对这些女性领导形象的塑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参政的困境及社会对女性参政的舆论评价。由于媒介的特殊功能和影响力,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北朝西部乐舞及其与隋唐乐舞的源流关系

本文旨在阐明北朝及隋唐乐舞大部分来源于西部乐舞而非中原乐舞 ,正是北朝新的审美模式的出现 ,给后来的隋唐乐舞输入新鲜血液 ,带来蓬勃的朝气。因此隋唐乐舞的真正源头是北朝西部乐舞。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与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女性参政的自我评价

作为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女性参政状态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如何评价女性参政却还存在误区。目前我国主要以党政机关的干部评价体系作为干部评价的统一标准,却忽视了作为女性参政评价主体之一的女性的自我评价,建构完善的女性参政自我评价体系,是提升女性参政主动性、积极性的重要措施。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注三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书注释得到很大的发展,著作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其兴起的原因、所反映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早婚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女成婚年龄较前代有明显提前趋势 ,政府诏令早婚 ,民俗也尚早婚 ,其现象形成主要由人口因素、宗法社会传嗣延祚观念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所决定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比较频繁,数量规模较大,人口迁徙的引发因素较多,主要有战争、政治、自然灾荒等原因。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在北部沿边地带,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互迁,文化互化,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及婚丧习俗也在潜移默化。人口迁徙过程中,人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促进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性别角色规范与女性参政的境遇

女性参政权在法律上得到普遍认可,但女性并未能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力。政治排斥女性的传统势力依旧十分强大,文章认为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在制约、阻碍着妇女进入权力的通道,亦是社会对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活动的排斥及女性对这种排斥的无奈和实际认同的重要原因。性别角色差异不是生来就有,也不是固定不变。建构合理的性别角色规范来推动女性参政的发展,这对于实现女性政治权利,营造男女两性平等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从重塑合理女性角色规范的视角,探讨了扭转女性参政不利处境的策略——解放传统性别观念,重塑性别角色;培育社会的性别决策意识;也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倾斜政策并通过加强执法来着力改变女性政治参与的薄弱性。这是女性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领域合作加力推进。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隋唐时期,尤其唐朝是于阗文化的盛世.这期间的于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突厥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粟特文化之间呈现一种整合态势.于阗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进行着双向回授.     

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和译经、著述及思想学说等许多方面,而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则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与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适应统一的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而出现的。     

隋唐四方馆、鸿胪客馆论考

四方馆和鸿胪客馆是隋唐时期接待与管理四夷贡使的馆舍与机构,对发展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及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对促进民族融合及增进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与政局演变研究

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位于并州晋阳县,其于武定三年在原有的东魏霸府基础上建造而成,至隋炀帝时又重新营造.唐朝时晋阳宫被涵盖在并州城内.晋阳宫的官属经历了多次变化,北齐时置晋阳宫令管辖,隋初长官则为晋阳宫监.大业末年因边防战争的需要,晋阳宫留守一职出现并逐渐成为并州实际上的军政长官.晋阳宫由于其优越的地缘因素而与中古时期的政权更替密切相关.北齐时晋阳宫成为陪都内的离宫,隋炀帝时重修行宫负责防备突厥入侵,至隋末它又为太原起义军保障了物资供应.李唐开国后晋阳宫作为龙兴之地,军事功能随着唐朝建立而逐渐消减.成为唐国史书写的重要元素之一.     

隋唐时期武汉地区人口的消长

隋唐时期,武汉地区的人口数量、平均人口密度等,前后不同阶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同期其他地区比较,或武汉长江南北自身进行比较,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隋唐时期武汉地区官方著籍的户口数量与人口平均密度均以隋大业五年(609年)为最高峰值,其次则为唐代天宝、元和年间,贞观年间最末.这种状况,大致上是与其经济发展同步的.北人南迁是促使武汉地区人口消长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因素.     

隋唐时期的崤山南道

崤山南道在隋唐之前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通道。隋唐以后其取代崤山北道成为两京之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隋炀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崤山南道修建的高潮时期。修建后的崤山南道不仅扩宽了道路,种植了树木,沿途还修建了很多行宫和驿站,景色优美,行人繁盛。安史之乱后,皇帝基本不再巡幸洛阳,但仍有很多士人和官员行经于此,直至唐末。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醇儒"化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宋江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而唐僧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宋江和唐僧却平庸、无能,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三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进行"醇儒"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