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杂俎》看晚明士人的心态

晚明社会的种种变化对敏感的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谢肇涮的《五杂俎》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士人们对天下至尊地位的怀疑、对政治经济领域巨变的无奈、时士风日益衰颓的绝望、绝望之余的自解自慰等心理变化在书中都有所反映。     

论晚明小品结构的近代性

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所具有的抑扬开阖、庄严整饬的结构形式具有抑制个性表现的浓重的古典色彩,是正统道义的合适载体;与之相比,晚明小品结构秩序的开放、灵活和结构组合的多维、场型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能够更加自由活跃并更为丰富地表现个体性灵,从而使被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某种程度地忽略了的个体情感表现,重新置于创作的中心地位,并为“五四”白话散文的结构形成创立了一定的历史基础。     

形似而实异：五四散文与晚明小品

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以及晚明小品与英国随笔"合成"中国现代散文"源流"的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自主性、自觉性以及在对待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态度上,值得重视。但周作人这一主张自身存在着粗疏片面之处,许多后续研究也多表现为"重同略异",在"同"的梳理归纳上较为详细,而在"异"的辨析总结上则不够深入具体。这容易导致对五四散文意义估价不足。无论从时代文化背景,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审美取向、知识构成,还是从文学功能,散文体式各方面看,二者之间都只是相似相近,而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形同而实异的。     

小品文的审美价值及其在晚明的发展

晚明学者借用佛教中“小品”一词命名篇幅短小的艺术性散文 ,他们不仅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将其发展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明代文学成就的标志 ,且总结出小品文与正统文学在写作动机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区别 ,在创作目的上“自娱娱人”与“明教载道”的不同 ,并指出其小中见大、寸瑜胜尺瑕的审美特点。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晚明儒家传统模范的崩坏与新典范的重建

忠臣、孝子、义士、烈女之类的儒家传统模范,是一种模式化的范型人格。明朝廷藉旌表、从祀两途树立先进遗风,塑造为时人或后代所敬仰的道德典范。晚明是社会与文化精神发生变动最为明显的时期,传统的道德模范、楷模受到了来自官位权力、金钱财富两个方面的挑战,逐渐趋于崩坏。通过对异端的全新诠释,晚明开始重建新的典范,其内在的变迁理路则是英雄、豪杰取代儒者,义夫取代节妇,狂狷取代中行,进而导致超越传统模范的时尚人物的广泛出现。进而言之,能否成为新的典范,不再取决于官方认可的道德规范,而是来自有着全新标准的民情舆论。     

末世情绪与晚清的文学书写

末世情绪是晚清文人面对西潮涌入、传统文化失落的集体性情感反应,他们或激愤或消沉或失检放纵的行为方式莫不是末路意识的折射,末世感深刻影响了晚清文人的文化心态,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晚清文学的面貌。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与造物理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因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形成了亦古亦今的闲赏美学风尚,建立起"宜人宜景宜自然"的造物标准,并强调致用为尚的功能主义,从而形成了苏州文人独特的造物观.晚明苏州文人喜好以美的事物来装点悠闲无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品质,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对待造物,晚明苏州文人提倡致用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极具勇气的创新精神.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晚明文学娱情观简论

在晚明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经过历史积累的文学娱情观终于成说立言,并突破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而流行于晚明文坛。这使文学一定程度上从政治教化之工具角色中走了出来,其独立性和娱情性也因此而突显出来,性情文学、趣味文学、闲适文学也从而大盛。     

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则是基础的基础。明后期,劳动力的增殖,田地的垦辟,农业集约化的增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加大,粮食新品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使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并由此引起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在近年的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的研究中,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期。在书法史上,徐渭和黄道周为代表的书家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转型性特征。本文借鉴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勾勒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特征并对应晚明书法的转型性特征,认为这股书法潮流与当时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某些特征是相一致和互动的。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明朝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发生异动,国家法律对妇女的限制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一部分女性自我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萌动,她们淡漠贞节观念,追逐时尚,注重才情。不过,由于封建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未能突破当时的传统社会模式。     

从《金瓶梅词话》中的常时节形象看明代后期的小市民

常时节是西门庆的朋友,《金瓶梅词话》中的次要人物,也是明代后期小市民阶层的代表。在《词话》中,常时节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一介贫民,却能维持、发展与西门庆的“贫贱之交”,从而得到西门庆的资助,解决住房与生计问题。他之所以靠西门庆的施舍而不是自己的劳动为生,既是因为明代后期普通劳动者收入微薄,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此外,通过常时节这个人物,也可以一窥明代后期小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并预测其最终命运。     

从华亭之游看余怀的遗民情结

《三吴游览志》是余怀游踪的忠实记录。在此游记中,余怀借山水之漫游,写逸士之胸襟;托文士之雅集,吐亡国之忧愤;藉歌女之遭际,叹前途之多歧;借友人之凋零,申己志之坚贞。余怀的《三吴游览志》寓意深刻,寄托遥远,已非单纯游览层面的意义,而是他的遗民情结的载体和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