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机制

作为域外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进入中国并在此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它和中国的民族文化有许多天然的契合点，如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中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的理想社会秩序以及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品德与中国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传统道德观念都有相契合之处。以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与孔学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他本人的独立创作，但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特别是与孔学的大同太平之道有着明显的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带有浓厚的孔学色彩。《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给康有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康有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的根据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推而广之即为“仁政”，故此心实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根”、“一切源”，因此，“不忍人之心”成为他设计大同理想的逻辑起点。康有为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去苦求乐，“好进化而恶退化”，这是人道进化的原动力，有此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自然遵循必由之路，循序渐进而至于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坚信大同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基本理由，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表达了人类诸多美好愿望，尽管它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它自身所固有的价值却是永存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具有孔学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

一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关注人生,重视社会实践,它的主导价值功能在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重道德自觉轻个体权利的法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与现代法制相悖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西方法文化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中国人对法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如何通过礼的引导与法的惩戒来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如何置个体利益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来,法与礼都不应该首先考虑社会生活中“小我”之权利,而应该把“小我”融汇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应以家庭、国家、     

论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在理论维度，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历史维度，是因为两者经过否定环节之后的彼此相通。这种高度契合性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全人类彻底解放”相契合，“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与“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相契合，“家国天下”的统一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相契合。高度契合性拉近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联系，架构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桥梁，建立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纽带，从而推进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兼论《礼运》"大同"之说在什么意义上不是乌托邦

“大同”常常被理解为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而从《礼运》本文来看,“大同”与“小康”的话语,不仅没有乌托邦的内涵,反而存在着一种对乌托邦思想取向的自觉防御。因为,大同在《礼运》中,不是存在于将来的完美之境,而是发生于远古历史生活样式的书写,不是复归于大同,而是导出礼乐生活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才是“大同”在《礼运》中承担的真正的概念论证功能。而且,大同是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概念,而乌托邦则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性有关。     

中国启蒙者的传统

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包括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是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风云激荡中走过的。中国启蒙者把比较文化研究作为在中国实现观念变革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保守的人们亦试图通过比较文化研究来维护那“不死的死亡”的封建传统。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落后的民族心态对于西学的抵制与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褒贬毁誉、以及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等等,使比较文化研究必须解决时代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古老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别是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断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呈现出近代特色——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中西文化比较视野，能够以此来认识和评价问题。探索新文化是毛泽东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在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内部冲突并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变革过程，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方法的比较，毛泽东选择了最可预计效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坚信中华民族新文化、人类新文化就是“世界大同”与“民族自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探讨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之道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之道的历史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论“大同”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大同”思想作为中华思想文化的一笔遗产及其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在思想界、史学界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和研究。本文拟对“大同”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条件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作一粗浅的论列,以就教予诸位方家与同仁。一、“大同”思想的中国源文明离不开文明赖以存在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在产生不同的文明或文化的同时,也产生着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同”思想就是一种中华先民们在中国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作用下,滋生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色彩的社会平等思想意识。中国地处亚热带和大河流域,有着优良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作为自己生存基础的国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发展膨胀起来,从而形成土地     

论老子的反认知思想

要达到“救人”的目的,孔子认为统治者就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为此他一方面主张统治者要实现“德治”,以“德”治理国家,使道德理性这面旗帜重新飘扬起来;另一方面又提倡“仁学”,要求通过各人内心的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做到这些,理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才能重新确立。究其实质,孔子是在试图调整阶级关系,重建传统伦理文化的权威性,他对道德理性是持坚决肯定态度的。而老子则不然,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在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重新的审视之后,得出与孔子截然相…     

自然之仁的自律实现——孔子、老子之“仁”比较

文章对老子的“自然之仁”与孔子的“自律之仁”这两种“仁爱”思想做了比较，指出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的“仁”学思想的核心是“爱人”,但又有多层的含义；论述了“仁”德产生的根基——“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指出它的自发性、时机性；援引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思想，指出“仁”具有从个体到整个社会的扩充而走向普遍之爱的可能。老子之“仁”的核心是“慈爱”,与儒家相通，但老子以“不仁”的反向言说来限制“有为”之仁的危害，保留“仁”的自然特征。老子的“自然之爱”需要通过儒家的“自律原则”实践出来，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大爱，二者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二者的不同只是在推行的方式上一个是“有言之教”,一个是“不言之教”。     

新道德主义: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一中国传统的伦理型哲学文化，主要体现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学说中。仁学是教导人如何成为有道德的理想人格以及如何以道德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学说。“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就是人类的相互之爱，或人类普遍的同情心。“仁”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呢？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立”即“立身”，也就是“立于礼”[3]，即懂得社会礼仪，可以有所成就。“达”即“通达”，也就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4]，即本质正直而喜爱道义，体会别人…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大同”和“小康”反映了什么? 被学者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 《礼运》篇以孔丘第子言偃和孔丘的问答形式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丘说他虽然没有亲自生活在“大道之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儒家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

“忠恕”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行仁之方,“和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忠恕”即是“絜矩”,而“絜矩”也就是社会的“和谐”。这是中国文化所能贡献于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儒家对和谐社会的构想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它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具体层面:君子修养的身心和谐;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经济的富裕和均平;执政者的率先垂范;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自秦汉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这主要是因为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受到如下几种历史时代的局限:经济制度的局限;政治制度的局限;君臣之伦与家庭和社会伦理的局限;士人修身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局限;人口和农业生产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等。     

儒家的道德伦理与其实践程序和工夫

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它是中华民族生活的准则和生命的表现。其道德观是体，伦理观是用。体即是理论，用即是实践，两者是统一的，为了把道德体现于伦理之中儒家规定了一整套实践程序和工夫，即所谓“三纲八目”·由此使人们追求圣贤人格境界和向往大同和谐社会。一、五德及其相互关系儒家的道德纲领，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也叫五常。这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仁孔孟释仁为“爱人”（《论语·渊》）．仁字析之为“二人”（许慎《说文解字》），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原则是相爱。现代释仁为“人…     

明清浙东学术对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王守仁和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为例

“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新途径,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尖锐批判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的社会学说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