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模式”的现代性迷津和可能出路

"西江模式"是指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独创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发"旅游模式。因其过度商业化,这种模式陷入了一种现代性迷津:加剧了苗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传承危机,加重了经济开发与保护原生态旅游本根的冲突。西江苗寨走出现代性迷津的可能出路首先是必须摆脱"现代-文明/原始-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发现传统,发现苗族,重建文化再认同;其次是培育生态思维模式,建构以政府主导、村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文化开发、传承、保护、传播、创新三边互动五位一体生态新开发模式;并建立"前台、帷幕、后台"立体、协同的空间运作机制。     

西江苗寨"鼓主"和"事主"的互补关系

以西江苗寨为案例,介绍和探讨了西江苗寨至今还保留的两民间领袖对当地苗族的管理功能和互补关系,展示一个以田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研究个案.     

乡村旅游发展与民族传统艺术变迁——以湘西德夯苗寨为例

作为一种全球化消费文化形态,日渐兴起的乡村旅游对中国乡村文化尤其是对民族村寨中的传统艺术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湘西德夯苗族村寨而言,其传统艺术是基于苗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村寨日常生活文化运行机制而生成和存显的,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乡村旅游的影响,苗族传统艺术逐渐从原来的村寨日常生活文化生态走向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其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原本仅仅作为苗族村民节日仪式或者日常娱乐方式的传统艺术,现都被重塑成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舞台展演是这种商品消费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苗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和存显处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延续与蜕变等多重文化选择的状态之中.     

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

苗族村寨选址是苗族建筑文化的重要内容。现时态的苗族村寨,其选址活动多数发生在一两百年前。苗族村寨选址方式至少有13种。选择行为总体上具有对隐蔽性、对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和对凭险抵抗自然优势的强调,极富生态智慧和历史信息。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学思想和富有适应性的传统知识体系。在苗族元哲学思想逻辑下,所有的选址活动,都是富有理性的行为,不是迷信活动,不能运用现代科学理论观点进行简单否定。     

民间自组织传统在民族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以苗族"议榔"活动为例

苗族的"议榔"活动在信任的建立、规范的确定以及社会网络的形成3个方面对苗族乡村发挥了较稳定的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功能,这一传统如能整合到"乡政村治"的行政改革中,可以提升苗族村寨的自治水平,为苗族社会的发育建构出一种既现代又内生的成长方式.     

贵州西江地区苗绣龙造型纹样特征初探

本文试论述贵州西江苗族绣品中的龙造型纹样特征,从造型的叠加性、语义性及完整性三方面阐释了苗族绣品的造型特色,以及对形成此纹样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探讨。旨在从多学科视角对苗族绣品龙造型的形成及发展做出分析和研究,并希望以此引发设计的思考。     

黔东南苗侗杂居地区族群互动与文化演变

族群互动和文化演变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侗杂居的侗款——七百苗寨为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再现了各村的迁徙史和历史上的族群互动,又以民族成分演变为着眼点,结合各寨关于瘟疫、兵灾的历史记忆和对村寨现状的观察,勾勒出七百苗寨苗、侗、汉三种民族成分互相融合、消长的历史。     

苗族服饰色彩的"颜"外意蕴

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创造的审美文化,是一部穿在身上的百科全书.服饰的丰富色彩蕴含着苗族人民寻根溯源、自我认同的历史观,天人一体、仿生运用的自然观,同时也是苗族人民民族信仰的诠释、哲学思想的渗透、民族情感的流露和审美情趣的取向.解读苗族服饰色彩的"颜"外意蕴,可以加深对苗族人民悠久而又绚丽的色彩文化的认识.     

大众媒体、打工经历与贵州西江苗族乡村妇女婚恋模式转变

乡村婚恋模式转变是社会转型期家庭生活的重要变迁。文章分析了贵州西江苗族妇女婚恋途径、婚姻仪式的转变,认为大众媒体、打工经历是影响苗族乡村妇女的婚恋模式发生自由化、混合化趋势的主要因素。     

贵州苗族理词的习惯法效力探析

贵州苗族聚居区的稳固苗居社会,离不开习惯生活上所产生的理词扮演的规范性角色的指领和维护。当下,苗族传统习惯中的规范、制度效力逐渐弱化,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苗族理词仍在苗族村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研究苗族习惯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作为苗族习惯法载体的理词又是构建现代化的法律体系不得不直视的问题。     

刘运勇新作《青棘》散评

重庆作家刘运勇的新作—长篇小说《青棘》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世界:位于渝湘黔边界的武陵山区是苗族聚居地,大大小小的苗寨依山而居。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苗族人在这里过着封闭、落后而又自足、悠闲的生活。也正因如此,苗族的文化得以保留,苗族人强悍的性格与淳朴的民风     

基督教信仰下的少数民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云南三个苗族村寨调查研究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祥和安宁、友爱诚信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基督教要求信徒不但要以"十诫"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要懂得"感恩",能"博爱"、"行善",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基督教在信教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构建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方式、调节身心平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部分地区的苗族接受基督教信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基督教信仰使信教群众在社会组织、行为习惯、节日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苗族部分传统文化因基督教的介入丧失了传承的根基,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信教苗族的文化之中,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云南三个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只要好好加以规范和引导,就能够在信教民族农村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多维视野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叙事及其文化民族性的独特展示——《苗族年历歌和年节歌的文化解读》述评

吴正彪译审撰写的<苗族年历歌和年节歌的文化解读>(以下简称<文化解读>)一书被纳入"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西江缉捕权风波

1907年广东各界维护西江缉捕权的斗争,是广东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件较有影响的事件。西江缉捕权之争直接源于广东西江一带的盗匪问题,是一场由内政不治引起的外交风波。由绅、商、学牵头的社会各界的奋起抗议,在表达自身爱国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之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盗匪问题表达了改革内政、要求切实地方自治的政治主见,但却难为当局所接受。西江缉捕权风波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统治的危机。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石朝江、石莉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我和石朝江研究员相识,是在2005年8月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由于共同的爱好和志向,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会后他从贵阳给我寄来了最近出版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一书.我以一种"襄赞盛举"、"先读为快"的喜悦和如饥似渴的心情,认认真真地拜读了这部苗族哲学的开山力作,倍感受益匪浅,深为作者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和博学多闻的知识积累而敬服.我衷心为石朝江和石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的出版而欢呼,因为,这不仅仅是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回报,亦非修炼者翊化成仙的"仙丹"妙药,而是作者在开拓和建设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而奉献学界的学术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作者,而且对于苗学界和整个苗族社会乃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界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     

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与苗族歌舞文化传承——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西江苗族歌舞文化可分为飞歌、古歌、酒歌、情歌、芦笙舞和鼓舞,其传承方式主要有师徒传承、剽学记忆、托梦神授、父子相传以及自然习得.随着当地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原有方式已不能承载传承丰富多彩苗族歌舞文化之功能,充分地发挥当地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当地教育的主体作用是目前的应然选择.     

关于贵州西江文化现代化走向的探析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贵州西江文化进行分析,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了西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对西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前景提出的基本看法是:加强对贵州西江生态文化的保护,以"特区文化"原则加强对贵州西江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使贵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达到完美结合,使贵州西江文化成为既面向世界又面向未来的文化.     

黔东第一苗寨

在锦屏这片肥美的热土上, 镶嵌着一个绿色的古村. 在这里-- 古老新生与空间同在, 苗侗各族与和睦并行. 明山秀水与亮丽齐辉, 田园牧歌与安宁共存. 风情自然与水乳交融, 小康良辰与时光俱进. 在锦屏县城之南,隆里古城之东,有一贵州少见的大坝.这里阡陌纵横,平畴万亩,平和而宁静的亮江由南向北婉蜒而过,一个千户大寨逶迤于左岸之上.寨中人烟稠密,屋宇鳞次,沿江岸绵延四、五里,这就是著名的"黔东第一苗寨"--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连片的亮寨司一、二村.     

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高峰会在高明召开

<正>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佛山高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高峰会暨西江产业带发展论坛",于2004年11月19日在广东佛山高明举行。来自北京、广东等地的专家学者,与泛珠江经济区和其它地区的100多位企业家共聚一堂,共商中国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大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李子彪、     

千户居民户卷调查八年——输通信息渠道,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尝试

天津市从1983年起由市政府出面,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协助,每年在天津市千户居民中进行一次户卷调查,迄今已连续进行了8年。这是政府输通信息渠道,直接听取民众呼声,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试图实现决策科学化,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尝试。实践证明,它既起到了上述作用,又有利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项有开创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