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资产收益扶贫的现实表达与制度回应

资产收益扶贫形成于中国精准扶贫战略实践,是股份制理论与当代中国扶贫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助推精准扶贫的优势功能。但目前以股份制为核心的资产收益扶贫理论研究缺乏,与资产收益扶贫实践之间并未形成较好的融合,面临理论支撑不够、扶贫资源边界不清且持续性不足、运行模式缺乏多样化、实施有效性弱和动力不强、相关规定缺乏协同等问题。这就需要从理论建构、准入制度建设、权利设计与运行、收益公平分享、有效监管、风险防治等方面予以制度回应。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文化扶贫体系构建与路径优化——基于T镇的案例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扶贫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文化扶贫也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扶贫方式的强化与升级。通过对湖北省T镇的案例分析,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实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扶贫实际效益较低,基层实践与国家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象的精准识别,服务供给没有针对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没有实现精准帮扶,资源配置逻辑离散化,文化扶贫功能负荷较小;文化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内外监督与考核机制,治理能力弱化,忽视文化扶贫的效益评价。优化文化扶贫路径,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项目,实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水平。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理论阐释与路径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因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以及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剖析贵州、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发现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具有协力推进、互利双赢、收益保底、联营联动等显著优势。针对目前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在管理机制、投资收益率、资源边界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建议从完善组织绩效评估与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明晰扶贫资产的产权归属、完善相关理论与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效果。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

社会工作作为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补充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的不足? 社会工作通过信息整合、链 接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与多方主体共同合作的机制来助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具 体模式主要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等几种模式?每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仍然存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农村引不进、留不住?农村社会工作 实践本土化程度低?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等问题? 因此?要通过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 作开展的政策大环境?做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相关工作?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等措施?来最大化 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效用?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精准扶贫研究现状综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从顶层设计维度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战略规划。精准扶贫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构建与完善我国扶贫治理体系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当前,我国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其内涵特征、实施困境、问题成因、对策路径、经验启示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内涵指向、视角转换、系统优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只有不断推动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才能深入推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

深入理解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强化交通扶贫的成功模式是防止脱贫地区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环节.以交通扶贫政策文本为对象,对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有效反馈、校正交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为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经验借鉴.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区域由老少边穷地区向贫困人口地区全覆盖,扶贫对象更精准、措施更丰富、成效更显著;交通扶贫政策向精细化、专门化、体系化发展;三种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的交通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交通扶贫的实践路径在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水平、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特色扶贫是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有益实践经验.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西部地区精准健康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案例分析

精准健康扶贫是既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大举措,还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精准扶贫的研究呈爆发性增长,但精准健康扶贫的研究却极其有限。本文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健康扶贫的案例,从组织保障、信息识别、预防干预、分级协同、资源整合、项目安排和工作体系七大机制支撑等方面构建了"三级一体协同联动"的精准健康扶贫治理模式。     

以大扶贫格局打破双重扶贫悖论——改革开放40年扶贫政策创新

个体与区域双重扶贫悖论是世界性难题,确保到2020年脱真贫、真脱贫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奋斗目标。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和政策工具量化分析,研究农村扶贫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化,得出以下结论:20个中央一号文件基本全面地构建了中国农村扶贫体系,扶贫瞄准目标不断下沉,扶贫主体不断扩充,"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逐渐形成,经济开发和社会保障组成了全面的扶贫手段;扶贫政策工具数量不断增加,但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为欠缺,社会和市场参与还不充分;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政策工具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坚持以精准扶贫为抓手的大扶贫格局是打破双重悖论的有效保证。     

精准扶贫: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全国人民在2020年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我国在扶贫领域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及措施.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应从优化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整合扶贫资源形成扶贫主体多元化格局,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精准,完善扶贫绩效监测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路径,以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成效.     

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及对扶贫实践的启示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自2013年以来,我国掀起了精准扶贫的热潮。正确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要克服将"精准"错误理解为"绝对""片面""个别""单一"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指令,避免认识的几大误区。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重要批示及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从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体性和局部性、个体性和国家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客观性和能动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等辩证统一的关系视角,全面、深刻地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经过分析,可对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进行内涵的概括。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启示和指导,包括精准扶贫对象的认定,方法的实施,效果的评估三个方面。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理论与井冈山的创造性扶贫实践

扶贫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自2013年11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构想以来,习近平对精准扶贫的战略理念、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和战略格局等问题进行了诸多创造性的探索,形成了由“一个核心”、“四个目标”、“六个精准”、“一个格局”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2016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这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的实践魅力。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井冈山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注重契合度为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的“井冈山扶贫模式”。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需求导向型扶贫模式。     

精准扶贫的政府嵌入机制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主旋律,相关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 学界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及现实背景、概念内涵及实践模式、困境及根源、改进策略等方面,表现出多学科共同关注、多视角探讨丰富主题、从规范分析走向实证分析等特征,但同时存在着对精准扶贫实践理论提升不足、缺乏比较研究视野、大规模量化分析缺位、欠缺文化视角等局限。 据此,文章从精准扶贫理论化、研究方法、数据和关注议题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