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养老保险获得的身份差异——基于广州市的数据分析

利用广州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广州市不同身份人口的养老保险获得现状,并实证检验本地市民、本地农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四群体在养老保险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并探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女性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户籍差异——基于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视角

利用200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的视角下,将女性人口区分为四群体：本地女性市民、本地农村女性、外来女性市民和外来农村女性。分析了不同户籍身份女性人口获得基本社会保险差异的基本情况,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了社会保险获得的影响因素。     

结构性剩余劳动力转移探索

长期以来,由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科学含义的误解,加上政策偏差,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足和过度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实际上是结构性过剩。解决结构性过剩必须调整经济发展重点,给予进城农民“市民待遇”,赋予农村企业和市民“农民待遇”,并进行土地制度创新。     

“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映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形式,“妖魔化”所建构和传递的意义突显了群体边界,推动群体身份认同和维系,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提供合法性,并参与这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旧城改造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以武汉市为例

旧城改造对于塑造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政府、企业和市民这三个主体的相互作用来体现。不同主体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不同,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不同空间范围内聚集,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在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界定2000年武汉市社会空间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不同主体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办事人员聚集区、外来人口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企业对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和农业人口聚集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市民则对办事人员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这反映了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市民有限参与的现实状况。     

制度安排、社会排斥与城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异——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已经在城市工作、定居 ,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具有长期定居倾向。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转型阶段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住宅市场、城市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对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的社会排斥 ,并导致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边缘化 ,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排斥通过住房表现出来 ,导致非户籍迁移人口与市民的居住分异。通过武汉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实证研究表明 ,与市民相比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住宅的数量少 ,质量差 ,产权情况不同 ,存在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异 ,证明了社会排斥的客观性。我国应进行与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相应的制度创新 ,平等对待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 ,将其融入市民社会 ;住房政策应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中发挥作用。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图片新闻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口计生委组织技术和宣教人员，在街头广场设立宣传台和义诊服务台，向市民开展计生政策咨询，免费健康检查、避孕药具及宣传品发放等服务。     

人口逆淘汰与城镇化制度安排

本文在分析人口逆淘汰和人口城镇化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速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机制创新,探讨了人口城镇化和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信息素质提高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要通过城镇化来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逆淘汰,一是处理好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大力提高市民的现代化素质,特别是信息素质;二是处理好体制内户籍人口与体制外非户籍人口的关系,大力提高城市“准市民”人口的工作和文化素质;三是处理好城市与农村城镇的关系,大力提高农村小城镇的发展素质。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 ,却不能和市民在待遇上平等 ,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在目前尚不能彻底变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情况下 ,本文针对农民工待遇的非市民化问题 ,着重说明农民工待遇市民化的意义 ,并提出农民工待遇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江苏新北区新桥镇“四个搭建” 提升计生便民服务

江苏省新北区新桥镇实行宣传、服务、制度、咨询＂四网搭建＂,提升计生便民服务水平。搭建宣传网,推行政务公开。在计生服务窗口向群众提供《便民服务指南》、流动人口服务、生殖健康科普知识等各类知识手册十余种,方便市民查阅。     

建立依法维权和优质服务新机制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

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建立依法维权和优质服务新机制的重要性上海市把人口计生工作机制创新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大局,把建立依法维权和优质服务新机制,完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作为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在推进过程中注重做到四个结合:一是宏观调控和家庭计划相结合,通过家庭计划指导,引导市民调节生育、重视优生优育,进而推进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结构优化和人口素质提高;二是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配合、社会协同、公…     

从传统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变-深圳构建人口公共服务体系的实践与启示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性殖健康基本权利，是构建人口公共服务体系的根本目的所在，是社会主义示范市建设必须贯穿始终的工作重心．作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近年来，深圳市以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需求和实现市民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以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人为保障，以创新利用社会资源、实施职业化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人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建立起设施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富、服务质量较高、机制比较健全的人口公共服务体系，     

城市老年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意愿的众多因素中,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年龄层次和社会奉献意识等作用显著。研究结果较好地解释了我国老年志愿者活动尚未成为广泛的老年市民活动、其主体构成还停留在"老年精英"层面的现状。     

150户计生贫困女孩家庭笑开颜

河水清清，杨柳依依，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的沿河公园风景如画，确实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现如今，当你漫步在河边的小路上，又有一些新的景观，让你禁不住驻足欣赏，这就是该区投资几十万元建立的关爱女孩雕塑群。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形态的三重转变及其协同发展

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应是一个包括非农化和市民化在内的“三化”联动过程,这其中,“人口”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显性指标和主体要素,而且皆可在“三化”演进中观察到人口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转变特征。回望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至今依然存在“非农化缺位”、“城镇化越位”和“人口学内隐”三个不足。当代中国亿万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即便取得了城镇“常住”资格,但仍然难以获得“市民”权益,普遍处在有“市民”身份、无“同城”待遇的窘境中。鉴于此,跳出对城镇化的孤立认识,秉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张,从人口主体视角把城镇化、非农化和市民化的所谓“三化”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人口形态在“三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及身份异同,并将三种人口形态的转变对应于“三化”进程与“三农”问题,探寻人口形态在“三化”之间的协同共进与顺畅接续。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实现并不在于人口聚居形态的空间变化,即乡—城转变,而取决于人口从业属性的非农转变,即农—工转型;继而阐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以从业方式的非农化为引领,以“市民”身份及其权益的平等获得为标志,而不是以聚居形态的城镇化为终结。一个健康有序、持续深入的城镇化,应是...     

浅谈房产开发和物业管理中的计划生育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住房条件要求越来越高。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区房产开发呈蓬勃发展之势。仅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大大小小的“花园”、安居小区就有三四十处。“花园”使城市美化了,也使市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了。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