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 1) 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 (预防型) 和事中 (主动型) 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 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 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模式重构与控制权争夺——基于万科“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万科"控制权之争"案例为背景,研究了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重构过程中,控制权配置状态的变化对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影响。分析了公司治理模式重构前后控制权争夺动因、路径以及障碍的差异,提出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下管理层控制权维护与股东利益保护的路径和方法。本文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模式的重构源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公司价值创造中角色的转变。公司控制权配置状态的变化造成了公司控制权的不稳定性,是引发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因。"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管理层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和谐共生的利益关系是控制权争夺的主要障碍;进行管理层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构建"双重股权结构"以及实行"合伙人制度"是防范控制权风险的有效手段;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的监督制约作用是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保护股东利益的有效措施。     

控制权防御是企业创新的“绊脚石”吗？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从企业内部章程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防御对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防御主要通过管理者堑壕假说影响企业创新,发挥了“绊脚石”的作用．接下来,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的原则出发,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防御影响企业创新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当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失衡时,健全企业监督机制可缓解控制权防御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从公司控制权防御角度研究企业创新问题,丰富了“法与金融”的文献,为控制权防御影响公司治理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引发中国企业关于特殊公司治理机制设置的反思．     

实验市场中的股权结构、信息与控制权收益

实验室环境下的决策过程研究可以较好地考察决策变量的行为基础和动态临界值.本文以中国股市中的股权结构为背景,在实验框架下考察了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控制权收益的关系.文章先从理论上计算股东的夏普利值并以此代表股东控制权.再分不同设置变量来实验地考察控制权收益.结果表明:(1)股东控制权越平均,控制权收益越少;大股东与小股东形成"核"联盟的机会越多,其取得控制权的机会越少.(2)信息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在联盟的形成和维持中的作用.(3)大股东夏普利值的高低和信息情况决定了联盟的方式.(4)控制权溢价并不一定就是控制权收益,也许只是大股东为防止自身利益被侵害而支付的成本.(5)信息不完全不一定是坏事,部分信息的隐含更能增加公司的分配效率.     

公司价值、资产收购与控制权转移方式

控制权转移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控制权转移方式则是控制权转移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在考虑控制权转移之后的资产收购行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对中国特有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方式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相对来说,无偿转让公司的现有价值比较高,并且公司未来发展较为乐观;而有偿转让的大多是现有价值低并且目前看来发展前途较为悲观的公司;有偿转让公司在控制权转移之后更可能发生收购资产的行为;从总体上看,收购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能够显著地提高公司价值,并且有偿转让公司所收购资产对价值的贡献较无偿转让公司要高。以上结论表明,价值高的公司一般不会采用有偿方式进行转让,而新股东之所以愿意有偿购入价值低的公司,后续收购资产而使公司价值显著提高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浅论管理层收购的一些问题

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一种先进的制度,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会带来代理成本。管理者收购重新将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中到高级管理层手中,达到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合二为一:管理层获得公司的控制权,管理层将从企业经营的成功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了科龙、海尔、TCL公司的管理层收购问题,认为高管层仅仅是公司这个"小孩"的"保姆",而不能保姆越位变为"小孩"的"父母"。     

制度环境、股权性质与高管变更研究

内部治理机制往往需要与外部治理环境相匹配,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引发了不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相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 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我国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新兴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基于我国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实践,设计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水平的评价指标,并据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控制权转移发生可能性与投资者保护负相关;控制权转移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     

“放管服”改革何以优化营商环境？——基于治理结构视角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既有研究分别从权力、制度和技术3个角度给予解释,但研究视角单一、理论提炼较少,目前学界缺乏总体性视角和理论化研究。本文构建了治理结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以期对“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作出理论解释和探索,选取2017～2018年289个城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验证本文理论框架。研究发现：成立行政审批局和政务服务中心进驻部门与事项的职能整合路径、运用网络技术提供在线服务的数字化运作路径、成立大数据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共享路径,分别构建了平台界面、数字界面和信息界面,实现基于界面的政企互动,降低了政企沟通、信息和合规成本、优化了城市营商环境。以上3种路径的验证为营商环境的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总体性理论框架,“放管服”改革将条块结构转型为界面结构,实现界面式互动,通过解决有限理性与投机、制度摩擦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多重制度压力下"战略柔性-环境伦理"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路径的影响北大核心

针对绿色创新过程中企业对制度压力的异质化响应机理不明的研究缺口,本文通过模糊集质性比较研究方法(fsQCA)进行条件组合,识别了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制度压力-战略柔性-环境伦理"的四种匹配路径类型:被动求生型、趋利避害型、认同应变型和自发变革型路径.研究发现,在趋利避害型和自发变革型路径中,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互补型联动匹配可响应甚至替代制度压力.在认同应变型路径中,环境伦理可促使企业认同规范压力,并通过与战略柔性的互补联动匹配响应规范压力.在被动求生型绿色创新路径中,规范压力可替代环境伦理和战略柔性,直接促发企业绿色创新.结论揭示了制度压力、战略柔性和环境伦理三者内部及彼此间的联动匹配关系,对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具有理论意义,且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和政府政策制定.     

潜在风险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兼析部分控制权私利的合理性

在大小股东冲突框架下,基于大股东对控制权私利可持续性偏好,构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型,研究了潜在风险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对部分控制权私利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而后,利用研究结论给出一个控制权私利悖论的解释。研究表明:(1)因潜在风险(成本)的存在,大股东会谋取位于控制权私利容忍区间内的控制权私利,达到既能让自己的控制权成本得到补偿,又能维持收益的可持续性目的。(2)获取适当控制权私利对大股东具有激励作用,能够保证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价值不受到损失。(3)超额控制权私利具有侵害性质,会导致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价值受损,它才是控制与治理的对象。最后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共同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制度环境和治理效率

本文在分解的两权概念下,在兼顾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框架中,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这些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的治理问题,并对代表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及东亚家族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是风险制造人与风险承担人应该对应;决策控制权与决策管理权应该分离;应通过强化各类市场竞争、完善控制权机制来构建高效的公司治理自适应体系.     

光明集团加快实现国际化战略的“出海”之举

正收购英国维多麦食品公司;收购法国迪瓦波尔多葡萄酒公司;收购新西兰新莱特乳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公司……难以阻挡的光明集团"出海"战略。光明集团并购维多麦的背景成立于2006年的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是一家以食品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型食品产业集团,重点发展以种源、生态、装备和标准农业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农业,以食品和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的     

管理层收购、企业家职能与公司治理

<正> (一)管理层收购与企业家职能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MBO)是指公司管理层通过外部融资实现收购其服务企业的股权,使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完成由单纯的企业管理者向股东的转变。相对     

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需要利用开放式创新模式突破组织边界来获取更丰富的外部知识来重塑自身的技术创造力以应对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也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考虑到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所面对的特殊制度环境、企业之间合作竞争的网络关系,本研究以1407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2015~2017年间的创新调查),讨论开放式创新(广度和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竞合"关系和制度环境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开放式创新的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第三,合作关系有利于企业广泛利用外部知识资源,但要防范开放式深度的过度加深,形成路径依赖,有损于创新绩效;第四,竞争关系有损于企业有效广泛利用的外部知识来源,但有助于警醒企业不要过度加深与外部知识网络的合作;第五,竞争关系扭曲了合作关系对开放式创新深度与创新绩效间的影响;第六,正式制度激励企业扩大利用开放式创新的广度,但限制企业利用开放式创新的深度;第七,非正式制度激励企业加深开放式创新深度,但是对开放式创新广度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适度使用开放式创新模式,正确合理地处理企业间的"竞合"网络关系以及利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终极控制、利益一致性与公司价值

在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背景下,对代表不同利益一致性的控制权私利的定性与作用进行了理论阐释,并以1998 ～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代表不同利益一致性的控制权私利作用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的上市公司当中,存在超额控制权私利和合理控制权私利.(2)超额控制权私利具有侵害性质,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     

并购的异化:理论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经典并购理论认为,并购者以追求协同效应为目的。我国证券市场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一些并购案例却显示出相反的情形——并购者利用其控制性地位获取巨额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直至掏空上市公司,并购的异化由此形成。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文章以发行管制、股权分置、并购监管不力和会计准则存在漏洞为制度背景,构建了一个以预期控制权私人净收益函数为核心内容,能够解释我国证券市场并购异化现象的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理性决策模型,随后对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理性决策模型的众多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并就此引伸出了治理并购异化的若干政策含义。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一个银企关系共生界面测评模型的构建和分析:来自广东地区的实证

现有研究银企关系的文献,或从企业融资理论视角间接审视银企关系,或从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理论、博弈论等视角直接分析银企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本文认为,互利关系是融资关系的实质和基础,互利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融资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构思了从利润(能量)分配、市场准入、信息传输、阻尼特征、共生序特征五个维度描述与分析银企共生界面的参数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参数的量化方法与计算公式,构建了基于共生理论进行银企关系的量化研究技术基础,并通过实证分析对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初步检验,提出了改善银企共生关系的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权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理论分析入手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权问题。公司控制权与公司所有权的集中度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公司控制权从最初的现象提出到后来的理论总结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变化。控制度的度量方法有多种,本文使用了较为简单和直接的概率投票模型和Banzhaf指数模型计算控制权。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权的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获得了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权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