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正统观念与《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划的曹操是篡汉的逆臣,“乱世的奸雄”,而刘备则是扶汉的真主,拨乱的雄杰。书中处处以“汉贼”垢骂曹操,以“帝胄”赞誉刘备,其封建正统史观昭然可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罗贯中认可《三国演义》(应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编次”“陈寿史传”的,理当按陈寿的三国正统史观进行创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也     

略论莽张飞形象的诞生——从章学诚的一则评论说起兼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代

一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学者章学诚尝调:“张桓侯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按,指《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且不说此评论是道地的封建士 大夫的一种阶级偏见,用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去观察和评论文学上的典型形象,即以史实考之,亦大相迳庭。     

试论曹操性格的二重组合——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断想之一

《通俗演义》中曹操二重组合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小说具体的描述中,即事件的历史进展中,更集中明显地反映在罗贯中的小字批注中。深入分析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批注,可以掌握和了解作者对于曹操二重组合性格认识的完整信息。《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批注,除了章培恒马美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前言》中较详细地运用于小说成书年代的考证之外,这些宝贵资料尚未运用于小说的内部研究。对照作品的实际描写和小说中的小字批注、引用诗文,我们是可以进     

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谈《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

本文认为：《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往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文章用“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详细论证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动性、模糊性。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上)

本文就《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立论,首先对“演义体”进行了历史考察,追根寻源,探明“演义”的内涵;其次,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章回的结构艺术,反驳了西方某些汉学家对章回小说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体裁、结构方面所体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铁与火中的道德沉思——《三国演义》与传统伦理观念

《演义》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政治伦理小说,它在描述三国时代错综复杂、严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所洋溢着的浓郁的道德激情,感染着、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演义》成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一部通俗的伦理教科书。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曹操和他的《龟虽寿》

自从明代作家罗贯中写了一部《三国演义》以来,人们都知道了“三国”时有一个著名的奸狠毒辣的反面人物白脸曹操。不管是“肆意歪曲历史”,还是“肆意丑化曹操”,反正流传了几百年,人们都知道曹操是白脸的。正象鲁迅说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同志根据历史事实才给予这位白脸曹操翻了案,换成红脸的,恢复了他叱咤风云、卓而不群、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面目。     

刘封悲剧的成因——兼论孔明的机心与权术

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权力重新集结与分配的特定历史时期,诚如魏武帝曹操所言:“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人怀快快,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 (高儒《百川书志》),结合自己对元末纷争的社会现实的深度反思,敷衍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真实地昭示数百年来的读者:在纷争不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谁的政治、军事、外交手腕高超,并且具有一套独特的招揽人才、排除异己的机心权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女性形象的政治化伦理论化及其原因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可谓寥若晨星,然而,正如同书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一样,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人物,却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二是伦理思想的载体,三是出类拨萃的女中丈夫。当然,也有的女性,兼有上述两类或三类的特点。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说吕蒙

周瑜、鲁肃、吕蒙是孙吴三员大将,也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刻划较多的人物。周瑜壮年气盛、聪明好胜而又显得忌刻;鲁肃决计画策、出人意表而又显得莽撞;吕蒙果敢有胆、多谋足智而又显得狡诈。作者以史实为依据。按照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通过对史料的增删、改动,鲜明生动地塑造了这东吴三大将的形象。本文试以“虚”和“实”为视角,谈谈演义中吕蒙这一形象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