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两面三力”模式

党的十七大将提升文化软实力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再次展现了党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力与非凡的调整创新能力以及对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要有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国际国内“两面”为“经”,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以发挥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吸收力和影响力等“三力”的巨大内能为“纬”,全面统畴“两面”与“三力”的协调发展,共同托起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飞跃。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各方面具体的要求 ,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就是要把一个低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目标 ,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十六大报告所作出的“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对我国来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判断 ,是我们党确定用 2 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据。“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应当建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因此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光看经济指标 ,还要看政治、文化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否全面发展了。     

传统法律文化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以“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伦理性、“德主刑辅”与“礼法结合”、“重义轻利”、“息讼”与“人本主义”等法律文化特性。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阐述了其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其核心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和“人际和谐”两方面。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

“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奚洁人“意识形态”、“文化”、“精神文明”这三个范畴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都属于“社会意识”所讨论的领域，但是它们的内涵与外延还是有区别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性概念的一些思考

“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被认为是2006年我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名词”之一。这一现象由于2006年12月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举办而达到高峰。特别是把“文化创意产业”写进《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上海市和北京市明确把发展“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正式列为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发展战略之后,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那”文化是壮侗语族形成的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同时在东南亚一些民族和地区中也有分布。我国“那”文化的外宣翻译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黏合剂”,能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面向东盟塑造我国良好形象,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振兴。但是,目前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工作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翻译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翻译标准未得到规范、翻译人才匮乏、面向东盟国家的翻译与宣传尚有不足等。未来需要从文化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入手,系统整合“那”文化元素,科学运用翻译方法,细化优化译介传播,重视和支持人才培养,从而推进面向东盟的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工作。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向何处”的时代难题,张岱年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应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科学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间的关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文明对话.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摆脱文化比较的“中西”、“体用”思维定式

<正> 只有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才产生出所谓的文化比较“中西”、“体用”观.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它拥有占正统地位的文化,同时又缺乏与外界交流,处于独尊而又封闭的境状,自然也就难成“危机”意识.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后,这一原本自我封闭的中国文化,由于受到来自欧美的外国文化(习称“西方文化”)冲击,才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近代中国也才真正开始了中外文化的接触:碰撞、冲击、交融、吸收、发展.于是也才有了中国人对中外文化的比较.     

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与和谐发展理念

“和”思维是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思维特质,其中蕴藏着中国哲学思维广大精微的深层奥秘。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能够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主题,构成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哲学理念,为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提供中国哲学的思维支撑。一、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特质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中,“和”的内涵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谐”、“调”、“顺”、“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的“助推器”与“新阻力”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一般指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受过系统教育、拥有相对稳定经济基础、政治参与热情较为强烈的中青年社会群体.他们是当代我国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一支新兴实践力量,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助推器”,又有可能异化出部分散发负能量的“新阻力”.以辩证的逻辑去审视其双重影响,便于党和国家更好地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论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目标。“和”文化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表达,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基础,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与创新根本。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之间具有“和”的基础,体现出“和”的状态。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是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共同的发展旨归。     

从“韩海苏潮”到“韩潮苏海”

韩愈、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各自构建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世界,他们以其博大和深邃奠定了自己在唐、宋文化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至赢得“韩潮”、“苏海”或“韩海”、“苏潮”之称。最早对此评价的是宋人李涂,他在其《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     

“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的蕴涵及创新

新时代,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突出了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文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意义。“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这一论断包涵着对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重新界定,蕴涵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和重要意义的深刻洞察。“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规律和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的升华和发展。深入挖掘和领会“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的丰富蕴涵及重要创新,对于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和精髓要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