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禅儒一致构造与中世日本朱子学

早在镰仓时期,伴随着日本临济禅宗的确立,在禅儒一致的构造下,朱子学的相关典籍就以禅僧为载体传入日本。就朱子学这一学问体系的承载而言,由于专门承载朱子学的日本儒者阶层的长久性缺失,导致中世日本的朱子学实际上不得不依托禅儒一致的构造而得以被动地存在着。但是,正因为禅儒一致构造的存在,造就了以禅僧面目出现的儒学问僧,其对朱子学的钻研,为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兴盛提供了学术条件和基础。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与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为朱子学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运用朱子学思想猛烈批判佛教,促使儒学摆脱了日本古代以来佛教的束缚。他的学说适应了德川幕府封建权利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转变。     

荻生徂徕与朱子学"道论"之比较

荻生徂徕作为日本儒学之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 ,对朱子学始而崇信 ,继而怀疑 ,终而树起反驳大旗 ,其古文辞学体系也是在批驳以朱子学为首的新儒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这种批驳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徂徕学的“道论”部分中。因此 ,本文力图从“道”的范围、本质、内涵、根据几个方面 ,通过徂徕对朱子学的批驳 ,论述二者对“道”的不同理解 ,分析他们各不相同的思想特色。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 ,“理”是其最高理论范畴 ,它既是事物之理 ,又是行为之理 ;既是自然法则 ,又是人类规范。在本体论中 ,“理”即“太极” ,太极产生阴阳二气 ,两气交合产生…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东亚儒学视域下的古学派之仁礼观探析

朱子学于13世纪东传日本,掀起日本学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批判解读热潮,并在江户时代达到极盛。古学派的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作为反朱子学的先锋,是儒学日本化的重要推手。本文立足东亚儒学视角,从日本朱子学入手,进入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仁礼观学术系统,并分析其对孔孟思想的背离和反转。古学派以回溯古典为研究手段,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乃至六经时代的语言脉络,然因过于强调礼仪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乃至于以此为德、以此为道,礼的精神性超越义涵完全丧失。在工夫论亦指向遵从礼制,实与孔子"为仁由己"、孟子"仁内义内"的道德内求路线于本质上相异。     

由闽学到退溪学

南宋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所创立的闽学,超出福建范围于十四世后成为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它又于近代传入西方,是世界性的学说,是当前国际学者探讨东方文化的主要课题。朝鲜退溪学、日本朱子学、西方朱子学等都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都和闽学有渊源关系。本文试图论述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门”退溪学与闽学源流关系,以引起学者对闽学在国外传播和影响研究的重视。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在朱子之后至罗钦顺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钦顺之死以及16世纪中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1989年上饶师专成立专门从事朱熹思想研究的朱子学研究室,1993年组建为朱子学研究所。2003年被江西省教育厅批准确定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基地主任、学术带头人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吴长庚教授,副所长徐公喜副教授负责研究所日常行政科研工作。朱子学研究所属于基础性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与文化交流、朱熹理学思想研究、文献整理与研究,并由朱子学拓及理学、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唯一的朱子学专门研究机构。目前,该所共有专兼职研究人员19名,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10名,具有博士学位3…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当代表象后面的本质属性,或有裨益。     

内藤湖南近世文学螺旋循环进化史观新论

内藤湖南的《近世文学史论》对江户时代的学术发展迁移以及学派的形成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述。文章在小川环树译注《近世文学史论》的基础上,以螺旋循环史观为理据,将其序论所强调的"时"的纵向关键因素,与著作中《儒学》(上)结合展开研究,把《儒学》(上)分成七个时期以及六大阶段,进一步论析近世儒学沿革和变迁的"螺旋循环进化"之轨迹,阐明内藤湖南在近世文学研究中的独特见解。     

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

日本近世，俳论形成并得以确立，俳论、歌论、诗论、物语论、散文理论在此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熟。总体而言，日本近世文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诗论、物语论、散文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参照中国古典文献，日本近世文论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特色，并作为日本文化重要内容而定型。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