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困境是如何实现既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又不能因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为此,本文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入手,分析"民族认同"问题困境的原因,思考建构公民化国家(社会),探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路径,即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国情,通过诸如:深化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改进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整合民族意识、提升民族素质;不断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和教育等途径来达成.从而,实现发展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缩小民族之间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差距,培养民族团结的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国家认同"感.     

国家统一视阈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不仅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多重·流动·情境:认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认同与人类思想活动密切相关,具有多重性、流动性和情境性特征,在中国语境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其特定的结构,需要具体的分析才可能深入理解.社会实践表明族裔民族认同的存在并不必然削弱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取代多民族国家的族裔认同,国家凝聚认同进程不是仅仅以命令式的强制获得,而是要在富强、民主、文明目标实现中,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环境,顺应认同生成、发展、变化和存续的规律,在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巩固各民族平等,推动民族团结,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获得.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认同建设经验

国家认同是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反映着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基石,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结果,两者双向互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领导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建构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一是深化国家政治认同,这是认知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二是强化国民的爱国情感,这是情感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情感表达;三是加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是态度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行为选择。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高度的国家认同是创造“中国之治”奇迹的精神密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论“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

“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处在一个多维关系的统一体之中.本文旨在阐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深入理解“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协调三者关系的认识.     

苗族、布依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苗族、布依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为培养提供依据。苗族、布依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递增的趋势。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新疆南疆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调查

文章在对南疆地区2116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后发现:南疆地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较民族认同更为积极,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高低随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而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直线的,其中高三学生的国家认同最高,高一学生的民族认同最高.     

《周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在新的历史转型期需要审视判断选择的时候,从已知的文化原点透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构成,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内核,无疑是重要的参照和基石。中华民族的古代先贤以自然形态的生活流程体验生命的意味,《周易》所阐释的就是从法天崇地、周察万物始,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理,天地万物的活动象征折射着人生存活动的命运轨迹,积淀生存的法则,形成了对自然社会的丰厚认识,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显示了独特的生命感悟和认知方式,为人的社会存在建构了应该遵循的原则。它奠定了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认知框架的建构——形成了民族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影响了后世的学术思考和民族精神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民族治理早期法制构想与实践新论

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初期,即秉持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理念,并付诸《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等相关法制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提出的民族自决、联邦建国论,一方面和当时苏联的指挥棒影响有关,另外也和当时国内外政局有关,其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实现民族解放。抗战期间,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由于边区政府更直接地接触到民族地区,从而对中国民族治理的具体状况有了更为切实的了解,此时的各民族平等建国、设立自治机构等一系列法治实践,也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起到了制度萌芽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全球化是一股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变的阶段,目前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确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民族政策观,促进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所涵盖的如崇尚和平、追求变革等诸多内核对于现代社会意义深远。面对世界一体化与多元化共存的局面,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挖掘,尤其是祖国统一、和谐中国、和平共处、与时俱进、智慧共赢、责任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时代性表现,诠释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价值和发展的重要性。     

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构建社会信任中的作用

社会信任建设可以构成社会资本并制约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由众多民族构成,民族传统精神可以为社会信任建设提供思想资源,而且民族间的信任精神本身又可以丰富今日中国社会信任建设。要发挥民族传统精神的作用,还需着力解决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讨论述略

20世纪后半叶，史学界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就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讨论。80年代前讨论的重点是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包括其涵义、历代疆域、民族、中原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等相关问题；90年代后则转向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凝聚力等问题上。     

论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目标。“和”文化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表达,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基础,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与创新根本。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之间具有“和”的基础,体现出“和”的状态。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是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共同的发展旨归。     

闻一多新诗中的民族化建构思想研究

强调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这是闻一多的一贯主张。闻一多认为,只有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才能做出真正的中国的新诗,因此,在他短暂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把新诗的民族性建构作为旨归并长期躬耕于此,他的诗歌表现了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在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性。     

对西部地区宗教认同状况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几个典型宗教认同状况的分析,认为西部地区的个体普遍有宗教认同,并对其共同的特征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