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关于宋词词派的批评

宋人的词派观念、词派意识虽落后于创作实践,但后代词论家对宋词词派作了仔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多种词派观点。尤其是对宋词三派的批评,既符合宋词发展的实际,又揭示了词派各自独特的风格特征。     

柳永词艺术成就新论

词至柳永而大变的事实存在 ,与柳永终生对词的艺术创新追求密切相关。柳词艺术创新之成就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开创铺叙 ,以赋为词 ;(二 )升华点染 ,始用钩勒 ;(三 )使事用典 ,化俗为雅。柳词中的这些艺术成就 ,不仅是导致《乐章集》成为宋词艺术史上一座高峰的原因之所在 ,而且扭转了当时的词风 ,对后世词的雅化影响巨大。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论宋人小说的创作观念

人们论及宋人小说时多认同鲁迅先生“平实而乏文彩”的论述，而对这一文风的形成却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从宋入的小说创作观念入手，具体分析宋人小说的创作方法以“写实”为主，其审美追求趋向于朴质、平实，排斥华丽的文采，在文化功能上强调知识的传播，三者相互统一，致使宋人小说鄙视文采，崇尚朴质，这种“平实”的文风是宋人自觉的审美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之雅俗略论

雅与俗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有时也扩大为文化概念,谓雅文化、俗文化,因为审美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雅和俗在本质上,是社会不同的文化层面表现出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因此,雅与俗也具有相对性。雅的精神是高标的、超越的、充分的个性化的,在人格结构上趋向边缘而排斥众庶,对于艺术创造而言,是风格独立特出的基础。应该说,雅文化精神是铸造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雅文学精神的扬抑,关乎文学成就的起落。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需要对底层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入体验,要懂得民俗与民情。所谓俗雅有别,但由俗而雅,甚至以俗为雅,大俗至大雅,却是审美精神的必然走向。     

古代文学的雅与俗

中国古代文学中雅与俗的对立早已存在，二者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雅文学虽然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雅俗文学在审美情趣上的分野，显现着不同文化层次上的追求。文学作品的雅俗共赏，是创作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黄庭坚诗词“以俗为雅”示证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黄庭坚诗词创作价值取向之一。历来学者都侧重于后者大做文章，而对前者认识片面或语焉不详，本文认为“以俗为雅”的内涵应更宽泛，包括以魏晋小说、唐宋传奇、俗语和民间歌谣等入诗入词，并作了示证、指出其得失。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贞观雅诗学观析论

唐太宗及其文臣在反拔梁、陈宫体的诗学实践时大力标举“雅”诗学观念，并且创作了大量的宫廷雅诗。这类诗歌内容上以咏歌王政为雅，诗致教化为雅；美学品格上以中和为雅，典丽为雅。唐初的儒道合流又使源于儒冢思想的雅诗学观吸收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因子，表现在诗学追求上为以隐逸、清虚为雅。     

雅俗观论析

“雅与俗”是由文化积淀而成的一组价值范畴,在今天的文化建设进程中亦是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本文对“雅与俗”概念的历史演进状况作了梳理,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了辨析。指出“雅与俗”指向两个层面,一是知识阶层文化和民俗文化,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二是高雅与低俗的对立,是正直高尚与卑下丑陋的分野。     

谈李清照的《词论》

李清照《词论》的核心观点，是词“别是一家”。在这个核心观点之下，她谈了词三个方面的特点，即协音律、尚典雅、重铺叙。词之音律，是词有别于诗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音律的追求，以及音律的逐渐严整，是词这种文学形式凸显自身特点、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李清照正是在词的音律形式得到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她“协音律”的理论。李清照强调的典雅，不是雍容华丽、雕琢精工的那种雅，而是注重作品内在的文化底蕴、具有高雅情致和秀美神韵的雅。雅的是格调，雅的是品位。李清照所说的“铺叙”，不同于唐诗的主要是叙事的“铺叙”，而有所特指。这种以叙述情节故事、描写动作表情为具体内容的“铺叙”，具有了以后元曲中更突出表现出来的某种戏剧性。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中的“真”

“真”以及表达“真”的词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诚”、自然等向度上，“真”渗入于道德追求及日常存在的过程；从主体间交往中的以“诚”待人，到直面自我时以“真”律己，“真”的观念内在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了人的日常存在的范导原则。与“俗”及此岸世界相分而又相合，“真”表现了其在终极关怀这一层面上的独特意蕴，以真俗互融、摄俗入真为前提，终极的关怀与现实的关切往往呈现统一的趋向。作为深层的文化观念，“真”既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又制约着现实的文化创造     

陈霆词与词论中的"宋人风致"

陈霆不仅是成就突出的词论家,也是明代优秀的词人.其词艺术风格多样,或清楚流丽、绮靡蕴藉,或绮罗富丽、婉转绸缪,或豪迈旷放、清空冷峭,但都不离他的词论主张--即以"宋人风致"为词之极致.他的词作,可以说是其词学观念的实践标本,在"艳情"泛滥的明代,独树一帜.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俗的权力与雅的追求──从广东看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状况

俗的权力与雅的追求──从广东看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状况任剑涛市场经济恰如一支强有力的手，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趣味，重塑着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构成。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由市场经济高速推进的财富增长，使中国人千百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如此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论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群众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性思考

群众文化是一种特殊而宽泛的文化范畴,它既不是单纯的雅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俗文化,而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亦雅亦俗、雅俗兼备的文化.群众文化的发展虽然受制于一般的文化发展规律如经济基础的制约、政治状况的影响、社会心理的要求以及自身的批判继承、革新创造水平等等,但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却不能不是其发展过程中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带规律性的现象.在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的条件下,这一往往被忽视的现象尤其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老舍的文学观及其小说创作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是由雅及俗,体现的是雅中之俗,那么老舍的小说则是由俗而雅,体现的是俗中之雅.老舍的这种创作道路,同他的身世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天赋的幽默感,根源于清末北京满人对小趣味、小刺激的沉醉,及其将微不足道的事物艺术化的能力.老舍的文学观中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艺术,即如何写;一是揭示,亦即是将世态人情中所存在的渺小与污浊刻画出来.老舍小说的成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倡的建立平民文学与白话文学主张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回应.老舍由于出身贫寒及其与北京的世俗文化、风土人情有着很深的联结,因此他的小说艺术是从"俗"上起步的,在西方小说及新文学运动的强烈影响下,他走着一条既追求平民性又追求艺术性的道路,因而形成了他在郑重与幽默之间的几次摆动:从滥用幽默,造成油腔滑调到故意禁止幽默,文字变得极其平淡无奇;再到返归幽默,却决心看住幽默,不准它将自己带了走,亦即是懂得了控制;最后又一次决定抛开幽默,正正经经地去写.这种多次的摆动所显示的,正是老舍求得俗中之雅的艰难.《离婚》和《骆驼祥子》表明了他此种追求的成功.     

"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