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活动中人的理性行为假设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把经济活动中人的理性行为理解为自利最大化,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斯密思想的误解。人的理性行为不仅包含自利的愿望,而且包含他利的要求。这是现代经济的必然准则。如果说在商品经济发展之初,自利的倾向更占上风的话,那么,在现代经济中,自利利他结合的要求则更为迫切。而在我国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成功地实现自利利他的结合,保持经济增长的高效率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及矫正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经济行为,另一类是非理性经济行为。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主要表现为违法违规越权审批项目、违法征用和占用土地、设立贸易壁垒、热衷于投资等等。非理性经济行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引致了市场发育缓慢,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破坏了宏观经济发展。所以,必须矫正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理性和非理性的经济利他主义

经济利他主义具有底蕴深邃的意旨.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经济利他主义的非理性通过利他意向、情感等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经济利他主义的理性则表现为人际博弈中的利他实践理性,这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预期进而实际影响其选择的动态策略.非理性和理性的认知路径将全面敞开经济利他主义的问题境域,盈溢其特有的理论内涵.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浅议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人”的存在是全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支撑点 ,“理性经济人”的设定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系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市场活动中也交织着许多非理性行为。     

经济行为研究的理性与非理性前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及其在当代的整合

自从帕累托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理性行为 ,并把数学工具大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后 ,逻辑演绎的方法就成为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行为人的直觉、灵感、顿悟、意志、本能及社会属性等“理性逻辑”难以描述的“非理性现象”及其相关行为 ,基本上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之外。随着一批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不断探索 ,从 2 0世纪 80年代开始 ,非理性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大量地出现 ,并在 90年代 (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 )掀起了经济学领域非理性行为及有限理性行为研究的高潮。本文主要通过经济学近年来发展的现实来透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整合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多重视野下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

以韦伯、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行为理性说,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经济或道德经济说,都是研究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的产物。各派的观点都不是普适的,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把这些有条件的观点普遍化,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农民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造成各派纷争的主要原因。在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中,黄宗智的“过密化”观点,郭于华、郑风田等人的制度理性或条件理性说,是对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突破,但又都不无遗憾。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

本文对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从总体上作出分析、比较,初步揭示二者相容、和谐的可能性,并阐述两种理性在行为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     

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哲学基础

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人性基础是行为者的生存欠缺、需要及由此派生的行为动机。动机是理性非效率行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行为立体的动机学动员中,存在着由历史过程形成的一些激发理性非效率行为产生的基本动机。这些基本动机有:资源占有与支配倾向;利己倾向;小成本大逐利倾向;公平倾向;竞争心理倾向。     

论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地方政府由于在地方群体的利益驱动、地方制度供给的创新以及间接干预的主导性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个殊性,因而在促进其经济行为规范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相对特殊的法规范要求。本文以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为前提,提出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受到舒尔茨、塔克斯等理性论者的批判。中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非理性的特征应该更为明显 ,但实证性研究材料表明 ,农民甚至包括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当然 ,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还在继续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对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呈现出一定的个殊性。相应的,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化也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法规范要求。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事前立法设计和司法评判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将有利于从整体上塑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 .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已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形式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政府行为的时代性

增强政府行为的科学性是提高公共管理质量的基础,为此,政府行为必须体现时代性。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带来比较利益,而且给政府经济行为方式的选择提供新的空间。与此同时,竞争实力差异的国家,不仅意味着利益的不平衡,而且导致政府调控重点的不同。即使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受经济环境以及文化变动的影响,使政府的经济行为呈现出阶段性差异。现代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拓展,改变的只是利益多元化的实现形式。面对多层、多元、复杂的利益结构,政府的组织形式选择必然是顺应或给予导向性的配合,从而强化了政府组织的复合性。此外,现代社会必然是文化开放的社会,政府行为离不开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更加注重开掘核心理念的文化功能,并以此链接多形态文化,这也是政府行为体现时代性的紧迫要求。     

经济理性视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解析

所谓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从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角度而言的,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结果既与中央政府期望有差距,亦与社会公众意愿不一致,但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出发却是其理性选择。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异的解析,需在现有的"晋升锦标赛"和"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强调的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基础上,将视角扩展至地方政府官员的需要和动机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即从"动机—激励—约束"的三维角度展开分析。相应地,对地方政府变异行为的矫正,既需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也需要法治的约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除了"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搞对"之外,还要"把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跟上",从多维角度出发,逐渐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推进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