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妇女待遇及妇女的中心作用

始于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援助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现化代进程的同时,却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日益贫困。在女性主义学者构建的社会性别分析语境下,妇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中心议题之一。随着减贫、可持续发展、善治及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优先目标,女性主义对发展援助与妇女参与减贫、可持续发展及公共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够提高发展援助的有效性,而且也是对发展援助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国际援助的环境效应研究述评

国际援助与环境的研究文献显示国际援助对环境产生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其中政策效应的研究较集中。国际援助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多种不对称性情形,不同模型构建的不对称性得到不同的环境结果。国际援助的环境有效性实证研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反映出影响环境的变量的复杂性。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向中观和微观拓展。     

国际援助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援助关系快速发展，援助主体层出不穷，国际援助领域出现了主体多元化、目标多样化、机构多重化等特征。不同的援助主体之间既相互矛盾、相互对峙，也相互交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里出现了方式和理念趋同的现象。从国际援助的主体和目标、运行与方式，以及互动和趋同的背景、原因等多重视角，可以认识无政府条件下国际援助的多重规律及援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有助于在多元的国际援助世界中坚持独立自主和优势互补，促进发展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理念变革:从“发展援助”到“发展合作”

自二战以来,国际发展合作正日益成为与国际政治与安全、国际经济与贸易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6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后,在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指导下,国际社会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框架基本形成,其理念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变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其范围之广、数额之大尤其引人注目。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从理念到行动的全面调整和改变,并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应该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政府开发援助与日本经济外交

政府开发援助 (ODA)对日本外交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起到了在经济上促进出口、扩大市场、确保资源的作用 ,提高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地位。ODA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为日本的经济外交服务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

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虽经历了十年的迅速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足。本文从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分析了刑事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援助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落实刑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扩展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阶段,发展刑事简易程序的建议。     

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对非洲援助

八国集团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集团,也是西方主要大国协调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平台.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对非洲援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服务意识形态之争,到目前的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主,其核心战略目标始终围绕着援助国的战略利益而考虑.非洲国家与八国集团在援助议题、援助责任和非洲发展三方面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八国集团框架下对非援助的有效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援助的适用性、可持续性和协调性上.     

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9·11”以来美国ODA政策的调整与评估

"9·11"事件发生以后,反恐战争的需要推动美国开始重新重视发展援助问题,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支柱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国家实力的相对下滑,再加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援助竞争的出现,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发展援助的额度,在援助地域上更加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倾斜,在援助领域上更加重视对教育、人口、健康和良好治理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在援助质量上,美国ODA的赠予指数、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比率等指标也得到显著提高。ODA也有力支撑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增强了美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影响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不过,美国的ODA政策明显受制于其经济实力的不足和援助条件的苛刻,同时也难以在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     

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发展吗?——基于非洲1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援助国,中国对外援助及其援助模式的有效性备受关注。在系统梳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非洲16个受援国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能够显著增加受援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但其影响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会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与援助相比,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自然资源是其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人均收入水平与出口多样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     

乡村知识需求与社会知识援助

乡村生存条件、生产结构变化促使农民知识和信息需求进一步产生。乡村知识和信息需求存在区位地理、农户经济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体现着当今农民知识需求的现实性。农民知识和信息产品获取具有自在性、被动性、潜在性、逐利性、系列化、自主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在辨析乡村知识援助的机会、质量、成本关系中,强调机会的质量至关重要。实证提供知识产品的实用性,开展服务的主动性,营造公共知识空间,提高农民获取知识的自由度,培育农民利用公共知识资源的意识,是乡村知识援助的有效方式。     

关于扶持、发展我国中小企业若干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环境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冲击与生存困境。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因国家经济企稳回升有所缓解,但仍未得到明显改善。因此,我国必须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应法律保护体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实行优惠的财税政策,并且加强政府行政监管与市场导向、监督,大力扶持、发展我国中小企业。     

发展型社会救助的理念、实践及其启示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与工作福利制等发展型社会救助的成功实践,体现了缓解特殊群体贫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强调工作与福利相结合的理念,为传统社会救助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社会救助存在救助理念消极、救助项目捆绑、救助方式单向、偏重现金救助、就业激励不足等显著问题。借鉴发展型社会救助的先进理念与成功实践,可以从进一步完善救助项目的齐全性和包容性、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意义以及推进就业激励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社会救助,以缓解贫困并提升救助对象的能力。     

精准扶贫视阈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

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给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已逐渐迈进了"内涵式"建设的轨道,但在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还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社会救助政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托底性"地位,决定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应将社会救助政策作为重点突破口。应当结合"十二五"时期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重新反思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定位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应从基本价值理念、宏观福利治理和微观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予以展开。     

论行政协助制度

行政协助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对此进行统一的规定。学术界对该制度的研究也刚刚起步,观点还不够成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此,作者从行政协助的条件、协助的程序、协助的费用、协助的责任及救济的实现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行政协助制度作初步的探讨。     

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研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加害人、社会与国家如何救助被害人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实施方法的总称。建议构建一个综合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以确保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该综合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既有其理论基础,又有其实践基础。具体内容包括:以加害人救助为主导,以社会救助为补充,以国家救助为保障。     

社会救助内涵拓展研究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生存权的最直接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底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物质以外的精神救助、服务救助需求也逐渐被提上日程,社会救助内涵拓展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构建社会救助内涵拓展体系建设成为更好进行社会救助的关键。     

行政协助分类研究初探

行政协助的分类研究是对行政协助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步骤,对建立完善的行政协助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不同的标准,行政协助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根据行政协助的本质特征,行政协助可以分为法定协助与自由协助、内部协助与外部协助、一般协助与紧急协助,这一分类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     

《管子》社会救助思想论析

社会救助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的施政内容.<管子>一书蕴含了丰富而系统的社会救助思想.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书中强调要储粮备荒,加强灾后赈济,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对社会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疾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也高度重视.从<管子>一书的内容来看,主张以实行国家救助为主,并将其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同时,号召邻里、宗族之间互帮互助,扶危济困.<管子>一书的社会救助思想初步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框架.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义务

在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对于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顺利完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旨在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制度框架;从操作层面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具备了提供侦查协助的现实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积极性普遍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侦查协助范围不明确、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保密义务冲突、缺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补偿和救济几个方面。当前可通过区别案件类型、明确协助范围、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救济与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入手,破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困境。     

关于财政支农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

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产品领域,由于我国农业的特殊性,农业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我国财政应当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承担起保护和扶持责任。财政支农补贴同其他支农措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鉴于目前“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应当在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的基础上,逐步加大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为此,建议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着眼,尽快构建起完善的财政支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