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阳玄散文中人物刻画的艺术

欧阳玄散文中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类型多样,人物众多。而他的人物刻画艺术特别突出,具体手法有: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以作品显其人,通过诗文领略人物性情;深解所居之所的名称,来彰显人物特色;借他人之言,侧面烘托人物形象;以事写人,典型事例更显人物特征等。其作品刻画人物手法多样,细致入微,体现了欧阳玄散文的独特成就。     

短暂而绚丽的元代湖南诗文

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兴盛,给元代文学带来新异的色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诗歌和散文在元代,特别是在地处南方腹地的湖南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宋代的湖南诗文存在学者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湖南发达的书院教育分不开。元代也同样如此。由于政府的提倡,湖南的书院教育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湖南产生了冯子振、欧阳玄、陈泰、李祁和胡天游等学者型的诗文作家,其盛况较之整个北、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世之雄”冯…     

元代宗教与元代文坛格局

宗教是元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元代对各种宗教的保护和利用的态度,以及通过宗教对各种文化的接受,决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宽容和含弘性。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的文坛格局,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各种宗教并行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诸如元代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全真教和佛教禅宗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全真教对散曲的影响,禅学、道家哲学及道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

<正> 在元代延祐年间,朱学虽然列为科场程式,开始成为官学,但是,陆学并没有因此衰竭。它恰恰相反,在元代这一时期,一方面仍有一些株守陆学的徒裔;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陆学的思想,甚至陆学的主要思想,却为不少的朱学人物所兼取,使陆学籍朱学得以薪传。当然,从陆学本身来说,它也兼取朱学的“笃实”工夫。这就是元代出现的所谓朱陆之间的“兼综”、“和会”。这是理学发展到元代的一段复杂情况。本文试图对其中的曲折原委作一些论述,以说明在南宋以后理学变化的趋向,以及这一趋向的实质是什么?它与后来明代王学的出现又有什么关系?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姚枢与元代理学

元代理学一方面继承程朱学说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和合朱、陆,兼采两家之长,为宋理学注入务实思想,使理学得以发扬光大,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理学在元代得以传播与发展,有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倡导,二是名儒赵复载籍北上,三是许衡等人的宣传之功。在这三个重要环节上,都同姚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在理学思想上提出新的见解,但在对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发展、发扬光大方面,其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     

元代艺妓与元代词曲和歌舞说唱伎艺

元代艺妓对元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没有关汉卿等一大批优秀的杂剧作家,元杂剧很难兴盛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作为杂剧主要演员的元代艺妓的努力,元杂剧的兴盛同样也是很难想象的。但我们说,仅仅从杂剧演出这一点上评价元代艺妓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很不够的。元代艺妓除了直接参与杂剧的舞台演出、和杂剧作家相结合推动了杂剧艺术的发展外,元代艺妓还参与了诗词和散曲的创作、并丰富和发展了歌舞和说唱伎艺,而且其精湛的歌舞和说唱伎艺对杂剧的舞蹈和歌唱产生了巨大影响。     

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

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杨庆存本文针对学界长期流行的“散文晚于诗歌”论、“散文概念源于西方”或“始于南宋罗大经”说，以逻辑推理与历史实证的方法，重作考论，提出了一反旧说的新观点、新结论。文章首先根据黑格尔“前艺术”说与文学发生学原理探讨散文的发生，论述...     

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

道统与文统说形成于南宋。元承宋后 ,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影响元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文章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韩愈以至宋初古文家认为道统与文统是二而一之的 ,但宋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 ,于是形成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立 ,此后文、道各有统绪。宋末及元人认为 ,这种文道分离 ,造成了文道俱弊的局面 ,于是倡导文道合一。元中期代表性的文风就是在文道合一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但元中后期道统衰微 ,文人们又有离道的倾向 ,文道又呈分离之势。在文人离道倾向影响下 ,生发出元末文学思想解放的萌动。     

元代的工艺美术与时尚

本文企望说明工艺美术与时尚的亲缘关系,凭借实物和文献中的作品证实工艺美术所体现的元代时尚.不言而喻,工艺美术也会促进时尚的萌生和演变,但因他们与本文主旨关联不大,故从略.“工艺美术”意义明了,在当时,它指与人的衣、食、住、行有关的一切手工艺品;“时尚”则指在一定时期中大行其道的风习.显然,它不仅包罗甚广,而且颇为抽象,本文仅能拈具其一二,略加阐释.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哲理散文与散文的哲学意蕴

本文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散文这一文体进行了历时性阐释.文章认为,当下的散文创作表面上的红火热闹并不能掩盖其本质上的生机匮乏和生命质地的平庸.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哲学意蕴的缺乏.因此,关注散文创作的哲学意蕴是散文走出困境的理性化选择,这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显得迫切而重要.     

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

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等处三断事官，是元行省制的两个直接来源。元世祖朝，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和半固定化行省分别沿用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断事官二模式，同时又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军事需要。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无行省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官府体制。固定化、半固定化行省的普遍设置，确定的辖区范围，宰执衔撤销和群官负责制的形成，兼领军民和不定期迁调，乃是完成此种过渡的四个必要条件。     

元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

十三世纪后期,蒙古帝国东征西讨,驰骋欧亚两大洲,铁蹄到处,使不少民族与国家闻风战栗。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又曾出兵远征过日本、占城、缅甸、爪哇等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这些现象,刻意渲染,制造了所谓“黄祸论”,以此挑拨有关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元世祖忽必烈在1292年出兵爪哇的战争的确给自古以来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无论是D·G·E·霍尔的《东南亚史》,还是萨努西·巴尼的     

元代自然科学与唯物论无神论思想

元代自然科学与唯物论无神论思想衷尔钜元朝在灭亡南宋统一中国之后，蒙汉两族由长期对机开始走向交合，元蒙贵族也逐渐脱离漠北酩之风习，开始了他们的封建化过程。为适应这一过程的需要，一方面，积极吸取以儒家为主的汉族文化．在哲学思想方面，从世祖忽必烈开始，就重...     

元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源远流长,自汉代开始,就有了经济和政治的接触,历经吴、晋、南北朝、唐、宋各代,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关系发展得越好;但是到了元代,情况有些变化,中外历史学界有了不同的看法。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段历史,想通过此文略抒己见。一从1271年到1368年,元蒙贵族统治着中国。在这期间,它曾一度出兵远征爪哇,进行军事冒险。《元史·爪哇传》中只对这一事件作了阐述,其它交往关系没有详细谈到。据此,史学界有对元代中国与印尼关系遽下断语的,说终元之世,爪哇未曾一次与中国友好往来。这种说法,曾使以后的中外历史学者受到影响,直到今天,一些史学工作者仍然因袭此说。朱偰先生在其《中国和印尼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一书中,即谓元时两国“邦交忽然中断”达“八九十年之久”。陈造福先生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