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

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张良俊１８７５年，郭嵩烹就清廷的防务之争，上《条议海防事宜》（以下简称《条议》），指出中国不仅面临紧迫的“边患”，而且潜存着深巨的“隐忧”①，认为海防、塞防“未可偏重”，主张循习“西洋政教”以为中国自强的“本源之计”...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距今百余年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曾就是否恢复我国新疆领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争论,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前者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根据当时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协以谋我、此呼彼应的特点,得出了“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结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领土,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论点.后者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一八七四年底就首先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以大办海军需用大量军费作借口,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     

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历史考察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72年历史进程中,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不少论者认定清政府从鸦片战争起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走狗”,是“卖国”的政府。如范老就认为,《南京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满清政府出卖中国的疯狂性”等等。笔者则不以为然。本文拟系统考察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尤其对列强的态度,以求客观估价清政府在中华民族与列强这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与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给中华民族带来无限苦难的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不仅不能忘记，而且应当不断提醒今人，警示后人。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陆续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多年，一直做着“天朝大国”、“天下中心”的清王朝的国门。英国率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M中芙南京条约》之后，其它列强纷纷步其后尘，接道而至。1840－1919年，短短80年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难以说述。这些不平等条约强…     

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入学术视野,始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此前它曾是奏折中的"海防议";之后近30年,它一直被"性质之争"所困扰:历经淮系与湘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两种策略之争三个阶段.至20世纪末,在近代化视角下,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研究,摆脱了"性质之争"的局限,研究空间得以拓展.     

五四运动重新评说

七十年前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历来被认为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和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种历史评说似乎早成定论,毋容疑义。然而,当我们今天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却发现中国社会现状与那场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许多疑团油然而生:“彻底的反封建”,为什么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封建意识如此浓烈?“科学与民主”为什么至今还不能树起“权威”?今天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许多内容竟是七十年前的旧话重提?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对社会全方位现代化的建设,都不禁使人们联系起五四运动及其历史评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五四运动进行重新审视,实事求是地评价它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这不仅是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     

论清政府铁路决策的出台

铁路决策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又是求强、求富宗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商战”策略在政府决策之中的反映。从1874到1887年,清政府历经近14年才做出铁路的决策,到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对各省修筑铁路请求都予以批准,使铁路利国利民的共识得以充分体现。围绕着铁路的修建问题的讨论,朝野上下还引出了海防和边防运兵、富国利民、与列强争利权等现实的主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在求强求富道路上艰难曲折的历程。     

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兼具海陆地理特点,其国防战略不能不受这一特点的制约.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国防战略转向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中国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2000年11月26日,由山东省历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专业委员会、青岛市历史学会、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青岛分校联合发起的“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省内专家学者3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认为发生在百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这次战争也使腐败卖国的清政府的反动黑暗统治走入低谷,即使推行君主立宪、“新政”改革也不能挽救其统治,中国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所以不到10年便爆发了…     

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

1905年至1906年清王朝末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是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从“变法新政”到“预备立宪”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长期来我国史学界对此没有作过专文探讨;在众多的近代通史著作中,不仅语焉不详,评价亦欠公正。本文谨就其为何有五大臣出洋之举的原因、经过及其对清政府在决定立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略作议析,以求教于史学界。     

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满洲休戚相关。日俄战争对清未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议和“将满洲交还中国”，清政府趁机废将军，建行省，加强了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其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为避免战后日俄垄断控制东北，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引欧美势力入东北，以遏制日俄     

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

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公元１８８５年），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海防筹议”。（下文简称“乙酉筹议”）这是继同光之交“海防筹议”后的又一次大“筹议”。近年来，史学界对同光之交“海防筹议”评述较多，而对“乙酉筹议”并没有引起重视，至...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渐多,数十年间逐渐蔚为风气。关于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萌发（１８４０—１８６１）、重倡（１８６１—１８７４）、趋实（１８７４—１８７９）、深化（１８７９—１８８４）和高潮（１８８４—１８９４）。由于海防问题在中国是和近代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海防思想之由理论走向实践,必然会不仅带来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薛福成出使之前的外务历练与见识探析

作为晚清早期的驻英公使,薛福成在出使之前,其外务历练和见识已颇为不凡。在“马嘉理”案件中析形势,定策略,使案件“及时议结”;及时抵制了朝中任赫德为中国“总海防司”之议,防止了中国应有主权的外溢;定计速平朝鲜乱事,使日本“无所逞其志”;亲自部署和指挥浙东抗法战役,打击了法军的嚣张气焰,其丰厚的外务历练和闳远见识维护了中国应有的权益,并构成了他被举荐为驻外公使的条件。     

论太平天国对洋务运动的激发

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     

清末和民国时期广西铁路的酝酿和建筑

广西以山多著称,自古交通闭塞,远途运输,主要靠水路。公路、铁路的酝酿建设,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才开始的。这里仅就广西铁路的酝酿和建筑情况作一简述。一、早期建筑铁路的酝酿和勘测设计 1883至1885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有胜有负,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法国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于1885年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规定在云南、广西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殖民者为了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内陆,于1887年6月26日又强迫清政府在北京订签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其附章第五款称:“越南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添设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境内”(《交通史路政编》)下册,广西资料辑要第1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清政府“工商立国”提供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于是,晚清新政开始了最具历史意义的修律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在晚清“挽回利权”、“先定商律”思想的指导下,1904年《公司律》出台.虽然这部中国立法史上的首部公司法“顾草创之始,难语完备”,但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它的颁行,标志着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在中国的第一次确立,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