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理念变革

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配置与权责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本位和责任本位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的两种价值理念取向。权力本位价值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在政府职责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责任本位注重责任配置对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影响。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在价值理念层面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化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应坚持责任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权责一致为核心原则、以协同高效为追求目标、以法治制度为基本依据、以究责问责为坚实保障。     

反思与转变:我国城管执法理念之检视

近年来,我国城市管理陷入一种"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相对人公然抗法"的恶性循环之中。究其原因,城管部门执法理念过于滞后——"秩序行政"理念、"政府主体"理念、"小城管"理念,显然难逃其咎。故此,为了构建法治城管,加强和谐城市建设,继而提高我国城市的整体治理水平,也就需要在我国城管部门的执法理念层面作出相应的转变,亦即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政府主体"理念以及"大城管"理念。     

论习近平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是政法机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的致胜法宝。要以扭住职业良知、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制度约束、执法司法公开、积极培育优良的执法司法环境等环节为重点,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关系,提高政法干警的执法司法素养、完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加强执法司法管理监督、改进执法司法方式,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城市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提高研究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领域具体实践的缩影。作为决定城市治理效能的深层次要素,政府公信力内在契合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审视城市治理过程,提高政府公信力仍存在服务意识弱化、行政行为失范、市民参与不足与政府回应不畅、信息不对称与新媒体语境下话语权弱化、政策制定与执行偏离公正准则等多重阻碍。对此应当追根溯源,从服务、法治、民主、透明、公正五大基本理念出发,全方位提高城市政府公信力,以期有效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尊重权利与社会和谐

尊重权利是和谐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和谐法治的价值追求,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尊重权利的法治要求则是坚持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力的和谐.     

法治政府的人本理念与路径选择

法治政府的实质是强调法治政府建设必须秉承人本理念,即强调法治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政府一切行为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实现放在最高的地位,作为终结的价值来追求。人本理念要求法治政府建设必须认真对待人性,必须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我国应当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由此也预示了我国法治政府的未来取向。     

法治湖南建设中的检察职能及其实现

在湖南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施的检察机关,肩负着参与、保障和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的职能责任,其职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依法规范的基础上。面对人民群众对社会正义、社会安全、吏治清廉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期待和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转变执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提升执法能力,实现法治湖南建设区域性与法律监督职能国家性的有机统一。     

执法正义：法治政府的价值理念

建设法治政府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建设,更要强化价值理念的认同。执法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基本要义,也是法治政府的价值理念。政府执法的正义诉求源于行政执法的基本特点:自由裁量空间的存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直接交锋、执法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服务行政与人权保障的导向。比例原则、正当程序、诚实守信和民主参与是保障执法正义实现的正确途径。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供求分析

近年来,法学界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或者说法律实现中的“政府主导型”法治与“民间自生型”法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变法与法治、立法与执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理想与现实国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法理学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喜景象。本文仅就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在法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国家制定法就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的行为制度和规则,它是政治国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确立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形式,最终通过立法、…     

私法理念的社会基础

私法理念是私法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这一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它的基本内涵包括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私法理念推崇权利的至上性.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消解以及市民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为私法理念奠定了社会基础.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基础分析

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讨,首先应该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但意味着政府职能体系的重新调整,更意味着政府理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重塑,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划分和治理方式的改变.因此,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     

论公安监管场所的人性化执法

人性化执法是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不仅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人性化执法要求执法者能够将人本思想、服务精神与管理职能有机结合。人性化执法在监管场所的全面实施，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执法理念、执法水平、执法监督、公关能力建设等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论政府的法定权力及行使原则

政府权力法定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宪法对于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确认是构建责任制政府的基本前提,探讨政府法定权力的内涵、特点、内容以及行使原则,对构建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之上的责任制政府,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传统法律理念的比较

法律理念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法律理念。中西方传统法律理念具有法集团本位与法个人本位、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法律的伦理化和道德的法律化等不同特点。造成这些不同特点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通过中西传统法律理念的比较可以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有所借鉴和启迪,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践行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等法治原则。     

论法治力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自身具有规范力、确定力、国家强制力、普遍约束力、社会凝聚力等作用力。其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人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显示出了其他社会规范和国家治理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以人为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法治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上述二者关系变革的推进剂、指南针、压舱石,与人的现代化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互为前提和基础。培养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提高法治能力,是提高法治作用力的路径要求,只有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及其各方面各环节都体现法治精神,法治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有限权力的法治定位

法治的永恒主题是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调控 ,其中以对权力制约构成法治核心。确立有限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 ,必须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 ,完善能够体现民意、维护民权、保护民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对权力强制性、等级性、保障性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背离人民意志向反向运行进行制控 ,使有限权力成为民主法律规定的权力 ,是民主选举代表代行的权力 ,是受到国家主人监督控制的权力。     

执法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及其建构逻辑

执法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治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升法治治理的效能、整体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决定了必须推进执法体系现代化建设。执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执法质量的最大化。执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实现执法主体、执法权力结构和执法监督三个要素的现代化。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的构建

建立有限政府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构建有限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发展脉络进行历时性考察,探析政府对市场经济不合理干预的深层原因,重估政府作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权力权利分配体系、加强对税收收支监管后,通过政府权力—公共领域—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路建立有限政府以应对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