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综合配套改革中的"先行先试"

在新一轮的综合配套改革大潮中,"先行先试"普遍为改革者们所特别强调.由于缺乏权威主体的界定,"先行先试"的具体含义并不确切.但通过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所作授权决定的文本分析,有理由认为"先行先试"在具体内容构成上包括两部分,即上位法空白时可作先行规定,和上位法存在时可对上位法的具体规定作变通执行.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所有获得"先行先试"权力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经济学、公共行政和法治的不同角度审视"先行先试",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其不同侧面下的不同面相.它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相吻合,将贯穿于改革的始终.由于突破法制框架而形成的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可通过有权主体以授权法的方式加以解决.     

论我国授权立法制度之重构

通过文献比较研究,笔者重构了授权立法的概念、构成要素及逻辑结构,改变对授权立法概念的偏正式认识,将授权过程和立法过程并举,强调监督程序是贯穿授权与立法过程的必要内核.授权立法制度破除传统分权理论的束缚,符合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其立法和运行实践及时弥补了法律的空缺,成为实现政府效能的工具,为其“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该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与国情密不可分,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模式在中国都有其存在的土壤,关键在于科学的制度架构.然现行制度并非完美无瑕,文章针对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主体适格、不越权授权、不概括授权、完善程序、加强监督等薄见,以期改良授权立法制度.     

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力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党的规矩规定、政策决定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等制度的执行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执行力的唯一标准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顾客授权行为对知识型服务企业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研究

顾客授权行为能为知识型服务行业员工工作重塑提供独特的企业外部解释,然而目前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尚不明确。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以心理授权为中介变量和员工—顾客匹配为调节变量的顾客授权行为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机制模型,运用层级回归方法和Bootstrap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顾客授权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员工心理授权在顾客授权行为和员工工作重塑的关系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员工—顾客匹配不仅正向调节顾客授权行为和员工心理授权之间的关系,还能对心理授权的中介效应有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授权国务院的决定与委任立法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本文简称授权国务院的决定)。笔者认为,此项授权国务院的决定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也是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大步骤与新的尝试,它具有部分委任立法的性质。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这     

试论我国区域性金融中心法制的改进——对美国德拉威尔州金融法制变革的反思与借鉴

为将德拉威尔州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该州制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法》来变革制度。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取消利率限制、降低运营要求、减少税费等措施,德拉威尔州的金融法制从管制变革为开放、从安全的价值取向变革为效率的价值取向、从无比较优势变革为有比较优势。变革后的金融法制成功地将德拉威尔建设成了区域性金融中心。我国可以借鉴德拉威尔州金融法制变革的经验,通过中央层面制定专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法》、地方层面出台地方性法规来变革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金融法制,使其更具比较优势。但应注意的是,在我国现有的国情下,金融开放应适度、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和过度开放。     

再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中的几项议题——兼对韩彩英教授、庞晓光副教授的回应

我们合作撰写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1](以下简称《三论》)一文自2012年第1期发表于《学术界》以后,陆续或公开或私下收到诸多学界朋友们的反馈意见,这些褒贬不一的反馈性意见无疑对于笔者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议题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些反馈性的意见中,韩彩英教授所撰《反对学术虚无主义——驳李涛和邬志辉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论"》[2](以下简称"韩文")、庞晓光副教授所撰《也谈"学术"与"平庸"——与〈三论〉作者商榷》[3](以下简称"庞文")较具有代表性,两位学者在与笔者的商榷论文中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笔者在此深表谢意。但二位对《三论》的误读部分,笔者则有必要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批评""学术为什么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背后理据""重申学界‘无中心’和‘祛导向’的立论基点是‘方法论’层面绝非‘本体论’层面"三个维度来予以解释,并进一步推动该命题的深入思考。     

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历经几代德国学者和政治家的努力社会国家原则得以作为联邦德国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被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之中。根据德国通说,社会国家原则在内容上包括国家的社会义务和基本权利的社会责任两个面向。同时,经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积累,德国法上的社会国家原则不仅成为其社会法制度的直接宪法依据,而且也是德国其他部门法中与权利的社会化有关系的制度在宪法上的合法性依据。最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立法者,通过总结以往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基本权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国家原则的非主观权利性。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对我国法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基本权利条文的国家目的化解释和社会给付法定原则的建立。     

论授权明确性原则:要素与标准——基于违宪审查维度的思考

人民主权、权力分工和制约、基本人权保障等宪法原则决定了代议机关所制定的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之授权法必须符合"授权明确性原则"。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授权法应明确规定哪些授权要素并无一定之规。至于授权立法的程序,也不是授权法必须明确规定的要素。在违宪审查视域内,"授权明确性原则"并不要求授权法须明文指示授权的目的、范围、内容等授权要素。而授权明确性审查标准的确定应遵循两项基本规则,即不同主体的立场、授权立法所采取的规制手段的轻重与所要规制的权利类型决定了"明确性"审查标准的宽严程度。     

现实的需要还是立法者的游戏:《美国发明法》第18条评介及其启示

在知识产权领域,商业方法专利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它吸引着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目光。美国立法者在《美国发明法》中设立了第18条《涵盖商业方法专利的过渡方案》,并于2012年2月10日公布《实施涵盖商业方法专利的过渡方案的细则》及其《涵盖商业方法专利的过渡方案——技术性发明的认定》的征求意见稿,以求通过特别的授权后审查模式来重塑商业方法专利制度。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构建契合实际的商业方法专利制度。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论《环境保护法》中制度条款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指导思想的变化,现行《环境保护法》立法过于原则化,与现行单项环境法律、法规相冲突等问题突显出来。应从体现“大环境”观念、关注环境公平、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三个方面对《环境保护法》的制度条款进行相应的立法修改,使之更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需要正确导向——从美国“无导向教育”的失败看人格教育的必要性

在美国风行了 30年的“无导向教育”以尊重受教育者的自我选择为出发点 ,放弃了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结果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美国教育的惨痛失败给全球教育界敲响了警钟 :教育需要正确导向 :“无导向教育”无异于对学生放任自流 ,其结果是为社会输送不合格产品 ,因而会危害整个社会     

论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性地方自治性质及其授权机理

从国家权力的来源、地方是否分享有制宪修宪的动议与批准权、基本法与宪法关系以及基本法的性质、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划分管理事权的方式等方面看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性质是单一制授权性地方自治。从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运行实践来看,国家权力事务的范围有纯主权的事务、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地方自治包括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特别行政区实际享有的权力包括授权的地方自治事务和授权的非自治事务（包括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两个层次,通过三种类型的授权来实现。地方自治事务范围的自治权国家通过一般性授权形式授予地方自治主体,这种自治权通过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对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自治权力的设定来实现。非地方性事务的自治权可以通过基本法和其他法律授权来实现。这种自治权主要是拥有这种权力的机构（广义的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中规定的具体授权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授权两种形式授权给其他机构（地方自治机构）来行使。     

“只能制定法律”的体系解释

《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实践中的诸多例外要求对其作出妥当的体系解释。回应例外的方法论基础在于准确认识规范和现实的关系,政治实践应当保有必要的功能空间。《立法法》第8条包含三组性质不同的关系,应当对该条进行区分式处理。两种形式的法律授权可以作为区分工具,法律授权的严格程度应当与立法事项的专属程度相匹配。三组关系中的立法主体在区分式处理后享有不同的立法空间,但《立法法》第8条仍能以“调整性理念”的形式发挥约束作用。后续研究应当对具体的专属立法事项进行体系化整理。     

管理者应学会有效授权

有效授权对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颇为重要。着重分析了坚持有效授权的前提，论述了有效授权必须抓好的几个环节，并指出只有正确授权才能实现有效授权。      

税收立法权回归的路径选择与发展前瞻

以国务院主导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为背景的税收立法权的回归问题导源于国家立法机关的税收立法授权。因授权决定的不规范及对授权立法缺乏有效监督，以致税收授权立法产生诸多弊端。直接废止相关立法授权决定是实现税收立法权回归的最合理且可行的路径。回归后的税收立法权的良性运行有三个前瞻性问题有待解决，首先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入宪问题；其次是法律保留和授权立法的关系问题；最后是税收立法权回归后的运行问题。因此，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能力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论我国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法制的完善

引进外资创立外商投资创业企业是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现行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法制不够完善,制约了该项事业的顺利开展,主要表现在风险投资基本法缺乏、专门立法层次太低且内容不够合理、缺乏税收优惠鼓励、相关法规之间多有冲突、金融监管法制不完善等。我们必须加快制定《风险投资法》和设计内容比较合理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法》,颁布对内外资统一实行的《鼓励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条例》,协调相关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制。     

依法治国的原理与规范

主持人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治国决定》)再次将依法治国话语浓墨重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渐次建立。如何将整套话语转化为系列原理和规范?《全面推进人权法治建设的行动纲领》提纲挈领地描摹《依法治国决定》蕴含的人权逻辑,建构人权保护的行动纲领;《"法治社会"辨析》以《依法治国决定》中的"法治社会"概念为引擎,在人与国     

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新企业绩效的U型关系——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

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论的差异性,驱动了学者们探究该构念的不同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边界条件,而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尤其令学者感兴趣.新企业的创业实践表明,创业导向对于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绩效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其中的关系机理还未得到有效揭示.基于情境强度理论和纵向匹配观,使用183份新企业样本研究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在高创业导向情境中,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只有超过某个阈值时,企业绩效才会逐步提升,而在阈值之下时,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为了实现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最佳功效,新企业需要同时保持创业导向和授权增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都处于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