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人类童年时代心灵发展轨迹——鄂伦春萨满文化研究

鄂伦春萨满文化以文化遗存的形态向世人昭示着它曾经的辉煌。作为远古时代氏族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满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持续了数万年,以其独特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行为等的精神层面内容。本文通过鄂伦春萨满文化的梳理,探寻人类童年时代的心灵发展轨迹。     

沧桑变尽人间世 惟有天都尚古初——郑盿诗画

明末清初之新安画坛，以海阳四家最负甚名，而郑瞍作为当时新安派重要一员，因流传作品少，不被今人所重，其实，郑盿作为遗民画家，人品与画技当不在四家之下，有些作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郑瞍，字慕倩，号遗建，其字号很多，大都有寓意，歙县郑村贞白里人，其生卒年尚有争议，通常定为1633-1683年，太平汤燕生郑慕倩像记云：     

随任性情的私语化创作——论袁枚的诗歌创作风格

袁枚的诗就是他随顺本性观照自我、表达私人话语的最佳工具。心手如一,心中作如此想,自然而然就随之流诸笔端,发抒于外。这是袁枚诗歌个性化或私人化的表现之一。同时,袁枚诗歌个性化色彩还明显地表现在诗歌风格的变化与其人生状态的转变的相当合拍,这是随行而为的创作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实践彰显特色 创作喜获丰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实践创作侧记

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注重实践创作基地建设,先后成立影视制作中心、影视信息中心、影视动画部三个产学研创实践基地,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承担影视作品创作任务。同时积极寻求与广播影视、网络传媒行业以及相关单位合作,共同打造影视艺术精品,取得明显成效。     

文化冲突中的心灵选择与艺术追求——谈崔凯的小品创作

小品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小品力压群雄的态势大家有目共睹。但在小品界存在被人遗忘的幕后英雄,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小品的成功,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只记得演员的名字,却不知道这是哪个作家的创作;而当小品没有精品出现时,观众(也包括批评家)又抱怨小品的创作跟不上。小品作者的头上没有闪耀的光环,只带着一顶等待批评的帽子。如果没有一种淡泊宁静、平和清寂的心态有时真难实实在在地创作小品。也就是说,小品对创作者提出这样一种要求,用一种淡泊的心态激情创作。小品的一度创作确实是小品成功的关键,就像剧本是一剧之本一样…     

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阳雨心灵轨迹捕捉揭秘

文如其人,这是中国文化批评的常用语、习惯语,读《阳雨诗词》进一步验证了此语之内涵在认知层面上之毋庸置疑.从真挚热烈的祖国颂歌、浓墨重彩的山河画卷、细腻甜美的心灵咏唱、根正苗直的慎终追远、赏心悦目的西方文明、落到孜孜不倦的默默追求,作者是怎样一个人还用再特别研究和立论吗？“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这就是我们所捕捉到的作者的心灵轨迹揭秘.     

重解经典——议当代油画创作中对西方经典作品整容现象

本文通过对当代油画创作领域中的西方大师经典作品整容现象的论述,分析了新作对原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吸收借鉴,并对新作品进行的新的探索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枚乘的创作、思想与行迹论略——以对其作品语源的考察为中心

枚乘是西汉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通过对其作品语源的考察,可知其思想兼综纵横家、道家、儒家、兵家等,其中纵横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在其身上有明显的体现。枚乘的人生去取均与此多元思想与人格密切相关。而思想兼综诸家的情况在西汉前期文人中具有普遍性,它是战国末年以来诸子百家由争鸣走向融合的思想与学术生态的反映。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试论瞿秋白思想和心灵的发展轨迹

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经历较为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初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心灵苦闷和矛盾心理;二是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追求。这种矛盾和苦闷的心理在其早年的文学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留下了清晰而鲜明的发展轨迹,典型地体现出“后五四启蒙者”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基于创作目的实现的法定许可制度调适——兼评2020年《著作权法》相关制度调整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 ,但实现创作目的 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 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的规定,这应在未来修订中予以调整.     

诗人·马·驴——古代诗人创作心理蠡测

古代诗人的创作中有大量咏马写驴的作品，诗人借马以写壮怀，借驴以抒逸情。咏马写驴反映的是中国文人的两种价值追求和不同的审美心理。诗人借马展示的是一种英雄形象，借驴实现了一种诗人的造型，从而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侠”和“儒”两种角色意识的追求。     

当代文学思潮演进轨迹一种:从“个人”回归“社会主义”——以王安忆的创作转型与陈映真精神乌托邦的感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的演进有一条从张扬个人主义、营构"个人"神话返归社会主义宗旨、建立与底层紧密关联的轨迹,王安忆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探索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是大陆这一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精神来源与支持者。小说《叔叔的故事》通过"审父"与自审,宣告了西方式个人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末路。王安忆、韩少功等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写作塑造自立自强、互助合作的平民新人形象,为心系劳苦大众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