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上）——戴复古交游考之一

本文对南宋江湖派代表诗人戴复古的石屏诗编选者与序跋作者生平简历以及戴复古与他们的交游进行了考述 ,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南宋诗坛的状况和特点 ,认识戴复古这一江湖诗人形象及其诗作的价值 ,深入开展南宋后期诗风的研究 ,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清代三家《诗》辑佚成果考述

清代三家《诗》研究——以辑佚研究为中心,在嘉道间迎来了全面丰收,是后学认识三家《诗》,研究汉代《诗》学必不可少的借鉴资料。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诗考》的增校、补注成果;二是《韩诗》辑佚研究专著;三是异文异字考证成果;四是三家《诗》遗说通考之作。除此之外,早期的三家《诗》研究成果是全盛时期研究的基础,吹响了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号角,而晚期学者的研究则具有查漏补苴之功能,并使得三家《诗》辑佚研究成果更为精善。     

邹漪《诗媛八名家集》辑刊初考

明季清初职业出版者邹漪先后辑刊了数种女性作品集。《诗媛八名家集》作为其首部染指之作,大量存录黄媛介、吴琪、吴山、卞梦珏的作品,亦为柳如是诗集提供了参校版本,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与校勘价值。尤其是编者以一种非常虔诚与敬服的姿态,通过刊录与之颇有交谊的八位“当代”女性名家的作品集,暗寓其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     

清代三家《诗》形成原因探微

亡佚已久的齐、鲁、韩三家<诗>在清代得以全面复兴,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学、<诗>学发展的要求和汉代去古未远的客观实际及三家<诗>的存在状态是清代三家<诗>研究形成的内在原因;统治者积极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新义理的发展及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是促使清代三家<诗>研究全面复兴的外在动力.     

郁达夫《毁家诗纪》史料新证

笔者与王映霞通讯与电话往来近二十年(1982-2000),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致本人书简165封(1982-1994),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如访谈和照片等.对重新认识<毁家诗纪>,考证郁、王婚变的真相,郁达夫人格类型,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观念也进行了论析,力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补现代文学史料之阙.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朱熹《家礼》刊本考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所著《家礼》一书的原稿本在草成后未及付梓即被窃去,朱子易箦时,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其中仅存的两种宋本为五卷本系统中的"宋刻杨注附图本"(又称"钞配本")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纂图集注本"(简称"集注本")。论其臧否,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     

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

域外汉籍文献对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国唐诗选本《十抄诗》,其中包含大量中晚唐佚诗 ,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材料迄今尚未披露 ,现将其辑为一篇 ,校勘异文 ,并进行了初步的考证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

《全宋诗》由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编辑过程中存在一些诸如误收、重收或漏收等疏误。对此,学界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辑侠补正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解决。笔者在翻检《全宋诗》的过程中即发现了十余首金元明诗被误收入《全宋诗》之中,而补正《全宋诗》之文章尚未注意到,故特以拈出,以期对《全宋诗》将来的修订,能尽绵薄之力。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考

通过对<咏史>组诗内容本身的分析,联系左思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该组诗是作者对其自己一生的总结.基于这一点,<咏史>诗创作就应该是其晚年的某个时期集中创作出来的作品.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