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马价、丝绸价与贸易比值问题

伊犁哈萨克绢马贸易是清代民族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肇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以官方贸易的形式进行的。本文试对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成交额、贸易的马价和丝绸价与贸易比值等目前研究者鲜有涉猎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向方家求正。     

简论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设立的原因与经过

清代内地与新疆哈萨克的民族贸易,是以官方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这一贸易关系,是在清政府彻底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表明,清代新疆哈萨克贸易的兴盛和发展本身,更是清朝为着实现对新疆地区的统一、巩固和保卫西北边防、遏制日渐东侵的沙俄势力、恢复和发展西北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加强西北与中原内地的政治经济交往等一系列历史任务,而采取的一个积极和有效的经济手段。本文主要依据清代的满文档案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试对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设立的原因与经过进行论述。     

清末哈萨克族向“伊犁东路”的迁居及其社会发展

伊犁地区历来是中亚游牧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舞台。到十七、十八世纪,作为准噶尔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犁对西北各民族人民和中亚商人仍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其西部辖界与哈萨克汗国的牧地相接,因此,必然地产生了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同时也为争夺牧场、牲畜,相互之间屡有攻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平定准噶尔叛乱,随后,哈萨克各部也相继表示内附,清政府实行了准许哈萨克人进入原准噶尔牧地游牧的政策,这为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得以复苏的哈萨克族畜牧业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条件。到沙俄入侵为止,哈萨克人广布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新疆北部清朝卡伦地区。其主要氏族部落有:斋桑西边的穆伦氏族、斋桑北边的喀拉喀列伊氏族,离塔尔巴哈台不远     

乾隆晚期驻藏大臣“匿压表贡”事件研究

"匿压表贡"是驻藏大臣在处理廓尔喀与我国西藏地方纠纷的交涉时,将廓尔喀致驻藏大臣及清政府的表文、贡物等情形匿不上奏的严重失职事件。先后共3次,分别发生于乾隆五十二年、五十五年及五十六年。其中乾隆五十二年是驻藏大臣玩忽职守的结果,后两次则是官员之间互相包庇,共同欺骗朝廷的典型事例,与相关官员处理廓尔喀第一次入侵时对乾隆的欺骗有关。此事在清政府应对廓尔喀的两次入侵中,都逐一被揭露出来,涉事的数位驻藏大臣受到乾隆严厉处分。客观分析,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有其必然性的。它是驻藏大臣制度设置以来所存在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引起了乾隆的相当重视,在五十七年的西藏地方善后章程中,对驻藏大臣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天山下的国门一条街

早在隋唐时期,霍尔果斯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十八世纪末,俄国人与伊犁开始民间贸易。清乾隆二十九年,新疆开始在伊犁等地设立卡伦。咸丰元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通商时间定于每年的“清明”至“冬至”。1881年,中俄签订了《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霍尔果斯成了中俄两国的正式口岸。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至1962年,霍尔果斯口岸的中苏贸易进入活跃兴盛时期。1962年后,进出口贸易逐渐减少,1971年全面中止了贸易运输。1983年11月16日,霍尔果斯口岸恢复开放,其发展速度及繁荣景象,今非昔比,前所未有。     

拉丁美洲的东亚移民

帝国主义通过扭曲遭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经济,导致人口迁移与大量移民。19世纪,帝国主义势力渗透到远东的许多国家。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英国对茶叶的需求量相当大(其次是丝绸),但除了清政府需要的白银外,没有其他可交换的物品。为防止国库的耗尽和平衡贸易条款,英国商人于是寻求扩大中国的鸦片市场。东印度公司首先抢占了这个市场,然后鸦片贸易便被私人企业所垄断。在最大的经销商中,英国的贾丁与马西森公司位列其中(Hanes and Sanello,2002)。中国人的禁烟努力导致了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给…     

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

清代康熙中,陕甘官营茶马市受到四川商茶体制冲击,藏汉贸易中心南移,形成打箭炉与松潘两大贸易中心,将藏汉边茶贸易推向了历史高峰。边茶贸易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通过发展边茶贸易,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康藏边疆地区各土司的抚治,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而巩固了西南边防。边茶贸易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权干预,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加以乾嘉以后封建茶政腐败,边茶流通体制僵化,经营方式保守落后等原因,导致以边茶为主体的藏汉贸易一度中衰,进而为印茶涌入藏区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对处理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将不无镜考的意义。     

16-17世纪中西舆图中的哈萨克信息

通过研究1542年威德地图、1562年詹金森地图、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等西方地图的背景、内容及版本等,文章呈现了早期哈萨克知识经由俄罗斯传入西欧的过程;进而考察和比较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与1602年利玛窦地图、1648年布劳地图与1674年南怀仁地图这些具有传承关系的中西舆图,理清了哈萨克知识由欧洲传入中国的历程。同时在三位哈萨克斯坦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542年威德地图是现知最早出现哈萨克西文称谓的欧洲地图,1602年利玛窦地图中“哥尔墨”及其旁注并非更早的哈萨克汉译信息,1674年南怀仁地图中的“加撒基鞑而靼”才是目前所知哈萨克一词的最早汉译称谓。这些舆图有助于加深对哈萨克历史及欧亚大陆地理知识交流的认识,在哈萨克历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

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潘志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清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随着新疆的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商业贸易也得到某些发展。新疆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以天山为界形成的传统的南疆绿洲农业社会和北疆游牧社会，清朝政府经营新疆后，...     

乾隆时期内地与新疆哈萨克的商业贸易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古代新疆与内地的商业贸易往来,历史悠久。随着历史的推移,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清代前期,由于封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巩固,以及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新疆与内地的商业贸易往来,则更加频繁。通过这种商业贸易,内地的各种丝绸、布匹、瓷器、茶叶和铁器农具,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并深受天山南北的蒙、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上层人物和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时,又通过频繁的贸易,把新疆丰富的农畜产品和玉石等,运往内地,亦受到内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喜爱。因此,这种商业贸易,不仅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切,当时在客观上又有利于清代西北边防的巩固和封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金牌信符制”考辨

从唐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茶马贸易,是全国各大经济地区之间闭锁状态被日益突破,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关系日益密切的具体表现.唐宋时间,这种贸易还是比较单纯的经济活动,并出现了由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同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但是明初,朱元璋却把茶马贸易纳入了政治的轨道,把它变成了从政治上分化、控制一定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手段,于是有金牌信符制的出现.茶马贸易被国家垄断,民间贸易遭到禁止,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通到了人为的障碍而不能正常发展.     

清代台湾高山族的贸易活动

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前),在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汉族人民大量移居台湾等因素的促动下,台湾高山族与汉族的贸易活动也兴盛起来。这种交易活动的进行,对高山族自身经济文化的进步及与移居岛内的汉族关系的发展等,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此作如下探索。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中哈两国哈萨克族"和平跨居"模式探究

与中国同源的跨国民族如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等在中亚不仅有其主权国家存在,并已成为其国的主体民族.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哈萨克族人口最多,且中国新疆与其边界线最长.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为契机,探究中哈两国哈萨克族积极互动型的"和平跨居"模式,促进中哈两国边境稳定,经济繁荣.     

新书浏览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赵云田点校大32开408页270千字平装定价: 21．00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ISBN7- 80057-817-8责任编辑:季垣垣本书系“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之一。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在许多方面与印本《理藩院则例》不同,属于稿案本。共8册,不分卷,通过理藩院所辖录勋司、宾客司、柔远右司、理刑司等5个司属机构的职掌,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了清政府与蒙古及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在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的各项制度。记事起于清初,止于乾隆二十二年(1755)。另外抄本《理藩院则例》对准噶尔和中原地区的互市作了简要明晰的记述,并对清代内廷教养制度形成的原因、时间、具体执行情况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均有清楚的介绍。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一般读者已经很难见到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所编《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     

丝绸情深

古代人发明了养蚕、缫丝和织绸,并通过各种交换活动,开拓了丝绸之路。它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也加强了我国各民族间兄弟般的亲密团结。今天,我国盛产丝绸的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汉族工人,通过丝绸的生产和供销,更体现了民族团结、手足深情。彩霞般的丝绸铺向天山南北、长城内外、珠峰脚下,瑞丽江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

一、清政府两度征剿大、小金川之役概述清代乾隆年间,曾两度调动大军,征剿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土司。这就是民间至今所传称的:“乾隆皇帝打金川”和史籍所载“乾隆初定金川”和“乾隆再定金川”,统称“乾隆平定金川之役”,先后共两次。     

清朝中期的土尔扈特贸易

清代中叶,清政府与土尔扈特部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精河、库尔喀喇乌苏(即今之乌苏城)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贸易活动.尽管持续的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太大,双方贸易亦仅限于土尔扈特各部落以驼只、金币、银两与银币(即俄国货币)、铜钱等货物与货币,来换取清政府官牧厂的马匹、牛羊只和厄鲁特、察哈尔等部落孪生的牛羊等牲只.但是,历史表明,这一民族官方贸易活动的开展,却对整个土尔扈特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对于西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以及清代西北边防的巩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依克明安旗大智寺考

大智寺,蒙古名伊赫莫日格图苏木,建于依克明安旗境内(现已划归富裕县)。清乾隆二十年(1755)额鲁特蒙古酋长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清,清政府派遣大军征讨,师抵新疆伊犁地区时,准格尔部巴桑率众向清政府献籍300余口,皇帝很赏识,诏赐冠服,入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