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中国应对西方文明的姿态——《文明小史》解读

《文明小史》展现了二十世纪初西方文明侵入中国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半殖民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方文明的不同接受态度、价值立场与身份变迁,揭示了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碰撞下的结构失衡与分崩离析。面对西方文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表现出了不同的半殖民特征:官员将西方文明的各个部分与质素进行区分,对西方殖民主义怀着惧怕谄媚的态度,对西方思想文明又充满仇视;青年学生对殖民主义的抵制终究敌不过西方的文化殖民话语,被西方收编,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底层民众亲身感受到西方商品带来的舒适便捷,因而对西方文明充满羡慕和向往,同时不得不承受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屈辱,进而产生自我矮化、自我殖民的心态。小说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文明书写提供了范型。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殖民历史的文化投影--也谈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

<文明论概略>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代表作,从世界殖民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诠释这部经典,我们发现"东方学"影响下的<文明论概略>更表现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其运用"文明"观对中国等近邻展开批判并由追求独立转向鼓吹殖民侵略时,它势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思想概念工具.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超越：一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范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实现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从西方单向度现代化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超越单维比较优势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四是从西方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五是市场扩张从西方海外殖民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零和博弈模式,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道路,创造并开启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论游记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就西方流行的中国游记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所提供的中国素材以及对西方汉学的催生和发展几方面 ,论证了游记在中外文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着重指出 :游记带给西方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 ,为西方哲人研究中国、思考中国提供了直接丰富的思想素材 ,引发了 1 8世纪思想界由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的大讨论 ,奠定了全方位研究中国的始基 ,迎来了“东方学”、“中国学”的自觉时代。这对西方汉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近代中日“闭关”与“锁国”政策的异同与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曾遭遇西方的殖民侵略。面临殖民地危机时刻，中日两国因采取不同政策而产生不同结果。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为其所用而迅速跻身列强；而保守的清政府却采取“悉如旧制”的闭关政策，遂成为列强刀俎之肉，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生活变迁——以1887—1932年《叻报》广告内容为中心

《叻报》是新加坡近代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叻报》广告以其庞大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殖民背景下,中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给新加坡华人社会带来冲击和影响,其社会生活既保留了中国的传统,又接受了某些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形成了华人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社会风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惠特曼的后殖民迷情与国族建构

随着当下文化、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惠特曼创作的文本内涵又将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当下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其诗歌中隐含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意识进行再审视,并在话语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重构。本文从分析惠特曼具体诗作入手,探讨惠特曼创作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惠特曼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19世纪西方人乐意颂扬和加以理想化的扩张意识,也把西方人的拓殖使命视作辉煌的文明进程,一味凸显“拓殖者”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基本上忽视了殖民进程中的被殖民心态和所处劣势的被迫性,展示了一个“被悬置了权力关系”的想象式文字世界。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众多研究和讨论。但综观当前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和关注的还不够。要实现文化自觉就离不开文化传承,同样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文化的自觉。当然,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传承,最终都离不开文化创新,但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却是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研究的选择

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研究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文艺产业化、价值评判的商业化、研究平台的媒介化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文化研究被吸纳进文化产业运作流程,成为传媒产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化、消费化正在改变文化研究的原有路径,学术中心向媒介转移.引导文化研究的产业、媒介转型在于开拓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保持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反思性.既要开拓理论视野,加快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型,也要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建构独立的话语平台.     

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之建构

文化批判的终极目的不是解构文化,而是建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文化.在文化批判中,文化理想建构不可或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范式及相应的文化理想模式.新世纪的文化批判在批评某些文化现象的批评同时,应关注学理剖析,构建文化理想.当代中国需要文化批判的理论武器,需要自己的文化理想.     

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

在现代环境下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文化产业 ,越来越具有与经济规模相应的影响力 ,并且开启着文化生成、传播和扩展的新时代 ,从根本上导致精神生产和文化形态的革命性变革 ,推动文化有机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发展和创新。本文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考察其对文化结构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三个层面的变革和创新意义 ,进而探析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提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到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经历了一次从"有形"到"无形"的洗牌.从概念的界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文化的表达(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戏剧及像视觉、听觉、味觉所表达出来的文化的信息等)和文化的文法(如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生活结构和集团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等).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文化的中心和边缘的划分要根据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中心和边缘,也不能在非遗政策上厚此薄彼.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发展过程中,要面对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重构在遵从民俗文化特质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选择和组合,才能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进发新的生命力.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已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中追求一种"精英"和"金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因此,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大众文化批判与大众文化创新

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的研究经久不衰。然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除了学理阐释、认知之外,还应通过这种批判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大众文化批判不仅应关注解构层面,关注建构层面的创新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应有之义。大众文化发展至今需要发展和创新。对大众文化的超越、增强文化的批判功能、增进大众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自律等是实现大众文化的创新重要路径。     

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

伴随着文化研究的浪潮,叙事学也经历了文化研究或"文化叙事学"的历程."文化叙事学"的构想尽管不无合理性,却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研究成果,仅在叙事学的"文化分析"与"文化与历史叙事学"中得到了回应.这里提出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并就其研究对象、方法、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方面做了探讨.它力图摆脱传统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将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的要素关联起来,在叙事学的基点上,强调对对象的审美研究和价值判断,既关注对传统优秀中外叙事作品的研究,也充分关注当代各类叙事作品的研究,从而展现叙事学研究的当代性.     

文化哲学视阈下的文化软实力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席卷,全球化文化景观中文化软实力问题日渐凸显。在我国当前,作为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哲学也不断地切入到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中,并以其学科特点在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从文化哲学维度上对文化软实力进行学理建构以及从文化哲学价值取向上对文化软实力进行战略建设。前者从关于"文化"自身的涵义问题入手,为"文化何为"的现实关切点即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探讨提供学理基础,探究了诸如软实力概念的起源、演变,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外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等基础性问题。后者试图摆脱当前文化软实力研究中过于局限于"经济效益"的思想,将关注度转向"生活世界",切实进入到对人精神领域的建设上,进入到对意识形态的构建,对国家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去,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当前文化现状的回顾、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传统资源的转换等角度,以人为主体地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了战略性思考。     

文化史观与文化命运——对民族文化现代境遇的反思

在愚昧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进化史观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去传统化"文化运动,与近30年来传统与现代"共荣"的文化再生产史观指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都试图扭转传统文化或传续或消亡的命运.但这样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因此人类试图改变文化"命运"的理性逻辑需要重新省思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