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的介词化过程

"向"的介词化过程实质上是"向"的实词义漂白、退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词义的引申;第二阶段,句义的确定。汉语中动词变为介词是通过发生于连动式中的语法化过程来实现。"向"的介词化对汉语语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析津市方言中的介词“跟”

“跟”在津市方言里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介词。从分析“跟”字意义和用法入手，并比较其在方言与普通话里的用法差异，对方言介词“跟”的各个相关义项及其用法差异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     

论老子思想的“名缘”、“象缘”与“道缘”

老子对名的局限的讨论必然显现出象的真理,从名与象的比肩相向必然逼问出道的意义问题。道守护名与象的紧张对视而成道缘;象从名的窘迫处体现象缘;名因自身的局限为象缘留地盘,并在与象缘既对立又呼应的关联中成其名缘。     

试论姬姜二族的“三缘”关系

本文从地缘、血缘、业缘三方面分别对炎黄时代、先周和西周时期的姬姜二族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认为由姬姜二族而形成华夏族，又以华夏族为主体而形成汉民族。汉族与其它民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而终形成现令的中华民族。而姬姜二族四十年的“三缘”关系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和稳定的基础。     

介词“将”的产生

从表处置、表工具、表伴随三个方面阐述介词“将”的产生，分析其产生的动因，描述“将”由动词向介词发展的过程，希望对介词“将”的研究有所帮助。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介词“被”的语法意义及其运用

本文分析虚词"被".基本想法是,"被"主要表示被动;不过,"被"仍须分析为介词."被"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受到英语被动语态表示方法的影响.尽管"被"主要表示被动,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并不是凡表被动都要用"被".     

论宋代说理诗对“缘情”说的发展

陆机"缘情"说对先秦"言志"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地认识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对后世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诗创作就是对陆机"缘情"说的成功实践。宋诗创作异军突起,在实践意义上对"缘情"说进行了拓展,从新的角度再次把握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尤其是宋说理诗重在机趣,在诗歌美学物质上重新发掘,可以称作"缘趣"说的有益尝试。     

“缘情绮靡”与陆机诗风

本文认为陆机诗是以“缘情”为内容,“绮靡”为形式,“质理”为骨干．采取诗论与诗作相联系,时代与历史相联系的研究方法,揭示陆诗的真实风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介词“依据”的词汇化与语法化

现代汉语中,介词"依据"用于介引动作行为的根据。它来源于汉代的同形动词短语"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短语"依据"在认知隐喻机制促动下因高频连用由并列式动词短语词汇化为同形的依靠义动词。动词"依据"形成后,经常用于"V1+N1+V2+N2"句法环境中的V1位置,至隋唐五代时期,处于该句法环境中的"依据"最终完成向介词的虚化,"V1(依据)+N1"由独立作谓语被重新分析为作状语,介词"依据"形成。"依据"在汉语史上的发展演变路径可以概括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北京话介词“奔”的产生和发展

动词"奔"的使用可追溯至诗经时代,但表方向的介词"奔"的产生在明代前后,表"目的或原因"的介词"奔"出现得更晚,可能在20世纪前后。动词"奔"语法化为介词"奔"的必要条件是"奔"出现在双动句中。     

时间介词“待”的产生及发展

本文在考察时间介词"待"的产生时间及其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时间介词"待"的产生过程及其演变消失的原因.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缘情”论与“绮靡”论之争

学界此前关于"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多措意于"言志"与"缘情"的对比,有关"缘情"与"绮靡"关系的讨论,亦普遍倾向于指出其关联性。事实上,"缘情"与"绮靡"所指涉的两种文学思想分属"质""文"两端,在传统"诗言志"话语的权威逐渐消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虽相对"言志"话语而言确有其价值导向上的相通性,但同时亦呈现出相当紧张的张力与竞争关系。作为不同层面的价值诉求,"缘情"论与"绮靡"论两类话语在诸多时人论述中都留下了冲突与竞争的痕迹,二者的交织与纠葛,充分展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思想生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