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世界,引起过西方知识界的关注,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并未受到辜鸿铭的影响,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毫无交集,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不具可比性。     

技术与西方世界的命运——斯宾格勒技术思想简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是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技术的第一位哲学家,是他开辟了文化学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他从技术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着手的技术本质论证,则是继卡普以来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斯宾格勒因此被称为是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和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技术是人类"生活的策略"和"技术是理性活动"的技术观;得出了技术是物化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必然衰亡的悲观主义思想.     

斯宾格勒的贡献与失误——重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哲学思维透视历史,提出了"文化形态史学",否定了西方以西欧为中心的所谓理性主义历史观。然而,以时间导向性和周期性来分析历史现象,则又不自觉地使其认识论沦入唯心主义的"先定论",从而使其对西方文化的命运作出了悲观、宿命的预言。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探究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最早萌芽于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理论可以视为其历史源头。在近代,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悲观主义文明论只是作为支流而存在;但卢梭的浪漫主义文明论促进了它的逆势发展。20世纪,斯宾格勒以"文化形态学"为核心的文明论,促使悲观主义文明论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     

斯宾格勒文化与文明观论

德国哲学家O·斯宾格勒（1880－1936年）的历史形态学理论（文化形态史观），博大精深，坚涩意晦。其中关于文化和文明的阐释在历史哲学领域另辟蹊径，不乏真知灼见。然而，联瑜互见。本文对斯宾格勒的文化与文明观略做研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是一种新颖的历史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在1917年12月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反映出来。他认为，没有一般意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文化兴衰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各民族、各地区各种文化的历史。“至今为止，我发现没有人仔细考虑过把哪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之比较

汤因比从斯宾格勒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在历史研究单位和世界历史体系、历史研究的方法、欧洲中心论等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汤因比也进行了发展,例如文明的起源及其原因、西方文明的前途、文明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汤因比论述较斯宾格勒要全面和系统。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之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均为现代西方思想巨匠，前者曾以振聋发聩的《西方的没落》轰动欧美社会，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历史研究》饮誉西方学界。两者虽同为现代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之代表人物，但其思想观点却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文化史观之比较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是现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立足全人类,以文化为主题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走向,从而形成别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文化史观。他们在文化主体、文化走向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各自深刻的内涵开拓了历史哲学新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梁漱溟文化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深入比较,以期寻找他们在此问题的共通性。     

文化形态学在中国

斯宾格勒（OswaldSpongier，1880－1936和汤因比（AmoldJWe，1889－1975）提出的文化形态学（亦称文化形态史观或历史形态学）对本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产生过、并正在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斯宾格勒，德国著名哲学家，曾先后就读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雷大学，自1911年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两卷本在1918年、1922年出版这部著作所阐述的核心内容是文化是某种自我完成的历史有机体，即认为文化有生、长、盛、衰发展阶段，犹如春、夏、秋、冬四季变迁一样，而且任何文化都不能逃脱这一自然运动周期，…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源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这种西方史学的新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已有整整80年,它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对40年代初战国策派的影响深刻,林同济与雷海宗接纳与改造了它,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应作新的评价.     

看辜鸿铭《论语》英译中译者的隐身——汉文化“外译”还是“外化”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完全以英语行文角度出发,致力于消除文化陌生感和异质性,从而贴合英语读者的理解。笔者以为,辜鸿铭的翻译体现出一种"刻意为之的译者的隐身",是英语强势语地位下的必然之选,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辜鸿铭改写的《论语》译本与其说是外译,或许"外化"这一词更加合适。以目的论角度来说,这种"外化"更易于向西方宣传中国,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可接受性。但从文化构建角度来说,辜鸿铭的译本过分迎合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所构建起来的可说是一种"西化后的中国文化",其译本剥离了原语的异质性,中国特有文化思想被西方文化所压制。     

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哲学基础及若干思考

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哲学基础主要涉及以下哲学理念:生命哲学,以历史一文化倾向的狄尔泰和提出"文化循环论"的斯宾格勒为代表;哲学人类学,包括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人类学;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过程需要重点思考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两个问题。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观评析

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哲学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各种文化哲学学说异彩纷呈,其中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舍勒尔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历史的文化哲学、杜威的社会的文化哲学、弗洛伊德与荣格的     

斯宾格勒艺术观探析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这是学界对斯宾格勒身份的公认。正因此,很少有人把他看做是文艺学家、美学家,也很少有人去系统阐述其历史哲学中所蕴涵的艺术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斯宾格勒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独特的艺术思想,展现了与其历史哲学的总体研究方法与内在精神逻辑相一致的艺术观。对斯宾格勒的艺术观进行深入开掘与合理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为我们深入探讨当前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

本文重在阐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并试图从他们的思想发展中梳理思辨历史哲学的系统化与终结的线索,反思分析历史哲学产生的必然以及思辨历史哲学产生与存在的历史原因.     

“第三空间”理论观照下的辜鸿铭儒经英译研究

辜鸿铭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以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和蛮横态度为传播理念,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他一方面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传播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论辜鸿铭及其历史文化观

辜鸿铭是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捍卫者,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坚定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并向西方世界积极宣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推动中学西渐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批判性地接收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观点,对当今世界的价值取向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顺应翻译论观照下的《论语》两译本评析

顺应翻译论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间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法;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法。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