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试帖诗

清代在各级考试中推行试律,尤其是乾隆帝的科场革新,激发出士林学诗的热情.为指导试律创作,清代出现不少试律话和试律选本,兴起了一个试律研究的高潮."试帖诗当以时文法为之"和"必工诸体诗而后可以工试帖"是当时主要的两种主张.经过几代人的历练积累,清代试律名家名作倍增,远胜唐朝,成为清人的重要标榜之一.试律工巧有余而情感不足,其品级定位不高;但虽为干禄之文,却未遭到激烈的批判.     

清代各类型书院文学教育的地位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在不同类型书院教学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各有差异.科考类书院以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教学为主,是应试文学教育占主导地位的书院类型;清初义理类书院文学课程教育主要体现为业余教学,乾嘉以后的义理类书院文学教育推崇古文,在理学为宗的教学体系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为典型代表,文学教育被明确置于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晚清西学书院的文学教育处于被漠视的极次要地位.     

唐代省试诗题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唐代省试诗题可分为咏物、咏事、典故等三大类型,其或以长安春景为描写对象,或以时事节令为表现中心,或以儒道名言为主要内容,它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唐朝之思想倾向及文化风尚。研究省试诗题有助于理解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二者的关系,对正确评价省试诗作也不无积极意义。     

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课试禁忌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禁忌涉及到课试作弊、课卷内容、交卷时间等诸多方面。清代书院课试禁忌虽有呆板、僵化的一面,但它在净化学风以及保障课试的公平性等方面成效卓著。在课试禁忌的约束下,不少生徒能潜心研习,这对于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以及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大有裨益。正由于此,清代书院课试禁忌对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有所沾溉。     

文学视野中的西域民俗景观——以清代西域诗为视角

清代民俗题材的诗作在清代西域诗中占有极大比重。从产生和发展来看,清代西域民俗诗的创作具有逐渐深入和成熟的过程,多以组诗的形式、纪实性的手法,呈现具有多元色彩的西域民俗景观。同时,这些诗作也是清代诗人民族自豪感的载体,具有保存社会生活资料的诗史价值,是西域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我们了解清代西域民俗提供了绝佳的文学视角。     

论唐代省试诗的传奇化

唐代省试诗内容与审美风格虽以雅正庄肃为主,但同时存在着新异骇怪的现象。不仅在广义的省试诗中有传奇化命题情形,而且在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试诗中也出现了传奇化元素。神仙故事、传奇异闻均成了省试诗写作对象。省试诗出现传奇化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需要,其次体现出道家文化在国家意志中的位置,此外还明显受到唐传奇文化氛围的影响。虽然省试诗的传奇化并未成为传统,但这一新气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命题范式的拓展与突破,表现出唐代省试诗创作的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     

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与布衣文人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及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密不可分。对这一现象及整个清代布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清代文学的面貌,同时,也能够把握文人生命形态的丰富性,深入认识布衣文化。     

唐代试律诗诗题用典与唐代文学风尚

唐代试律诗诗题对源于文学类作品典故的大量选用,直接反映了唐代文学发展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审美取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唐代文学的实际创作,并最终促成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

清代女性诗坛十分活跃和繁荣,涌现了四千余位女性诗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庞大的诗人群体凸显出若干总体性特征,即地域性、家族化、伉俪诗缘、多孀居者和边缘性等。这些虽属外部特征,但对进一步考察清代诗歌及其作家群体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沈阳故宫的价值学研究

从价值学的观点研究沈阳故宫,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作为世界遗产的沈阳故宫的深刻内涵。在历史上,沈阳故宫的价值经历了清代皇宫、清代陪都宫殿、博物馆和世界文化遗产几次大的转换。从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沈阳故宫的价值,其历史价值是大清王朝兴起的舞台,其艺术价值是满族文化精神之所在,其科学价值是民族建筑的突出代表。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

本文参稽《乐府诗集》等著作,在总体观照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上窥先秦,下连宋明,对以乐传诗的过程做了历史的分期;并以两汉到南朝这一时期为重点,论述了乐府诗在传播过程的演变,使用的乐调的性质及前人关于音乐对乐府流布的作用的理论概括;论述了乐府官署发挥的传播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以及产生的传播效应,从而寻绎并解释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的颇具特色的规律。     

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略论宋代皇储的教育与培养

宋代皇帝十分注意对皇储进行教育和培养.在皇储年幼之际,建立资善堂,配置官员及僚属,迨其封王出阁后,为之慎选东宫属官,让其学习儒家经典,还对其进行施政训练,使得宋代皇储整体的文化素质较高.     

李世民的美学思想及其诗美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有着以社稷为重的功利色彩，一方面对文学艺术的现象有着自己的阐释、评价观念。作为其美学思想表征的诗歌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经世致用，一方面又不乏美感；一方面孕育着新的审美理想，一方面又有南朝美学之遗风。李世民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恰恰反映了初唐诗歌美学的复杂性。     

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

内务府是清代职掌独特的衙门,负责宫廷、皇室的各种事务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其机构庞杂,官制异常复杂。在设官上,不仅文武官俱设,而且有互兼及混乱现象;其品级的划分,不仅与外朝职官的九品十八级制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同一名称之职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不同。在选任上,又根据官员身份的差异、选官主体的不同和任官方式的差别,把职官划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官缺,予以区别对待。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曲阜作家著述订补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文献学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版面世为研治清代文学提供了莫大便利,同时该书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如作者信息缺失、书名著录错误、作者姓名错讹等。     

简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清代前期,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清初诸帝多次巡幸五台山;蒙藏高僧频繁朝拜;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僧人人数迅猛增加;寺院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君权、皇族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朝,君主通过提高皇族地位来巩固政权、加强君权;高宗至玄宗朝,君权与皇族地位之间出现裂痕,皇族地位的提高会影响、甚至威胁君权。为了加强君权,君主采取措施限制皇族的发展,导致皇族地位的降低。中唐时期,君主为保证自身权力继续削弱皇族,加强了对皇族、尤其是储君的监控。讽刺的是,君主倚重身边的宦官实现对朝政的控制,最终却导致权力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储位之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储君废立由君主家事逐渐变为禁中事;君权由扩张转向衰微,皇族也更加衰落,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