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本文在论述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的基础上,论述科举学的广博性。科举习俗鼓励民间百姓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的,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其中的科举习俗亦应作如是观。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论争辨析

西方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以捍卫和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核心任务,强调以＂微观基础＂分析方法补充唯物史观,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和严密的论证。但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是一致的,既有持赞成、支持和为之辩护的立场,也有的持怀疑态度,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抨击,必须予以重视和回应。基于理论上的需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西方社会的难题和危机。他用解释学的方法理想地建构现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义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论北宋科举士人的身份建构与审美思想的转变

北宋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科举制,科举制对于审美具有重要影响。北宋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儒家强调审美的济世功用,审美的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主流。由于没有门第约束,为了实现移风易俗、兼济天下的理想,北宋士人必须通过道德自律,将自己树立为道德的权威。作为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士人,他们都是能文之人,但需要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恪守官员职责的前提下游心于艺,因此,北宋审美具有重道、轻技的特点。在具体审美活动中,他们凭借高超的审美修养和创作能力,通过雅俗之辨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维持自己社会精英的身份,同时,又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化俗为雅,即俗即雅,将日常生活和审美融为一体。     

关于"五四"文坛的数次翻译论争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而且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并由此确立了崭新的翻译文风。对于他们在翻译领域的开拓之功和重要成就 ,学界已有共识。而对于发生在那一特殊时代的数次激烈论争 ,对于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尤有借鉴意义 ,有必要作一番总结和思考。就本文而言 ,这似乎仍是一个学界少有涉及的话题。     

关于美国霸权问题论争的评析

近年来,有关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成为美国内外关注和争论的热点.本文在对战后美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和相对衰落过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概括论述了有关美国地位是否衰落的两大观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有关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论争关系到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的全局性问题,应予以重视.     

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研究综述

学界对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举取士权收归中央,科举名额的增加和对科举公正性的改进。除此,还有几种不同的视角。     

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宋登科记考》补正(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依据年代顺序,将其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23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39人,系年舛误者47人,系年不清者36人。其余12人乃补录特奏名进士、上舍释褐、诸科等。其他舛误1处。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论宋代科举殿试的诗赋作品

宋代殿试诗、赋始于开宝六年,终于治平四年,九十五年间有题目可考的共52次.其间殿试诗、赋对进士是否黜落、排定名次至关重要.宋代殿试诗、赋作品和拟作流传很少,其中赋作较佳,最重破题;诗作平庸,间有佳句;诗赋内容皆以歌功颂德为主.赋在殿试中地位最重要,其次是诗.宋代殿试诗赋题目及作品是科举史上的珍贵资料,对研究宋代科举诗赋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科举制与士商合流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一般将其归因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可以看出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士大夫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宋登科记考》补正(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本文依据宋代文献,将这些疏漏之处按年代顺序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17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18人,系年舛误者30人,系年不清者8人。其余19人乃特奏名进士补录7人、辨误10人、系年不清2人。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