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机制之司法现状审视及完善路径——以“动态管辖调整”与“法定管辖例外”为理论基点

下级法院报请是当前提级管辖案件的主要来源。探讨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机制,其表层意义在于阐释“动态管辖调整”与“法定管辖例外”的发生机理,即为何需要在法定管辖及静态管辖之外,设置“动态”及“弹性”等更具灵活性的规则;其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我国审级架构中“平行式柱型结构”向“金字塔体系布局”调整的路径,让各级法院深入理解裁判文书所具有的规则意义、政策效应及利益衡量价值。但实践中,受认知受限、规定抽象原则、配套机制阙如三方面因素制约,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面临适用标准宽严无序、裁判文书格式不统一等问题,严重影响提级管辖机制适用性、有效性。对此,为充分发挥提级管辖机制效能,首先,要结合案件要素对提级管辖案件适用标准予以明确;其次,从关键环节入手,细化提级管辖运行流程;最后,以考核激励机制为导向,充分发挥提级管辖案件的示范价值。     

法定解除权若干问题探析

对于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关系,在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与法定的解除条件相异时,可以排除与之相异的法定解除权的适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并不具有超越民事强行法和其他基本原则的效力,且默示方式不能排除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对法定解除权规范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按"有疑义,从任意"方向解释,<合同法>总则关于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规定不能适用于<保险法>、<海商法>等民事特别法,<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特别法定解除权,是对普通法定解除权的补充,两者可以同时并存.     

客体视角下土地经营权出租政策与法规范关系的协调

“土地经营权出租”的立法表达凸显了权利租赁的形式外观,使“三权分置”政策疏离于法规范本体,进而引发了土地经营权租赁法律制度的适用问题。根据权利客体的层次理论,土地经营权并非租赁法律关系的适格客体;制度演进的逻辑表明土地经营权出租是政策性权利属性介入农地租赁流转制度的特殊立法表达;考察土地经营权租赁的运行状况,比较自然资源使用权出租制度,土地经营权出租的权利义务均指向承包地。确定承包地为土地经营权租赁关系的客体,可以巩固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在类推适用房屋租赁规则时,应以农地利用的特殊需求协调《承包法》与《民法典》的适用关系,以表彰农地利用的独特价值,维护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秩序。     

农地入股合作社利益分配的法律解析

江苏、山东等地的地方性立法将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但是实践中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普遍采取的“固定收入＋浮动分红”式利益分配规则,却明显不同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主要按惠顾返还”的分配原则。这不仅给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定位及其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调整的合理性带来了困惑．而且还产生了基于“固定收入”形成的债权为何能够突破债的平等性、具有优先于普通债权的法律效力的困惑。如果以社员惠顾为视角,不仅困惑得以解析,而且还可以理顺家庭承包地入股的法律性质、土地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与利益分配规则之间法理上的逻辑关系,促进农地入股合作社各项法律制度的体系化。     

政府调控浅析

文章对目前经常出现的对“政府调控”的误用与误解进行了辨析。首先，“政府调控”并不等义于“国家调控”，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主体进行的调控。其次，政府进行的调控并非都是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失败”为出发点的政府调控，既要进行宏观调控，又要进行微观调控。最后，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调控不能单向弱化，而必须进行双向调整     

农村承包地协议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治对策

承包地协议流转是农民实现土地财产权利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存在流转土地的用途被私自变更、发包方同意形式化、约定流转期限超出法定承包期、政府部门的监管缺失等问题。为了既有效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又规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我国应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颁证工作,完善发包方同意的制度设计,由政府部门制定和发布统一文本的承包地流转合同,加强土地用途管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机制构建方略

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机制是农村承包地流转市场机制运行的重点和核心,而承包地流转价格除受包括承包地本身租金量变动、市场供求变动等自身内在变化机理因素的影响外,还受承包地的性质和功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国家宏观农业制度与政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非土地市场等诸多外部变化机理因素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对承包地实行实物管理,赋予承包地社会福利性质,否定承包地的商品和资产属性,从而导致土地承包权价值性、商品性模糊,割裂了土地所有权与租金和租金与价格以及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承包地流转市场中,价格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核心主导作用,流转价格机制常常处于"失灵"状态。鉴于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的重要性,可构建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机制,通过承包地流转价格的调节作用实现承包地流转市场的供需平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的规模经营效率。     

“三权分置”制度下农村大学生土地权益保障研究

因户口、职业、经常居住地非农化以及集体义务难以履行等原因,农村大学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导致其土地权益易被侵害。调查结果表明,在“两权分离”制度下,农村女大学生上大学前未分得承包地的比例高于男大学生,农村男大学生上大学后土地权益受侵害与户口迁移正相关,农村女大学生上大学后土地权益受侵害与年龄正相关,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大学生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可能性较高。在“三权分置”制度下,应明确在校农村大学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农户家庭成员”身份,即在校农村大学生应与其他村民平等地享有分得承包地的权利、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种收益,并与其他家庭成员平等地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在承包期内(包括延长期),无论农村大学生的身份怎样变化,只要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发包方都不能强制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确地到人、确权到人”,切实保障农村大学生流转土地经营权后获得应有收益,并充分保障上大学前未分得承包地的农村大学生的合法土地权益。     

执法创新背景下行政处罚契约化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行政处罚契约化现象正以不同形式呈现。出于对行政执法成本的考量、被侵害人权益的保护以及行政执法方式创新等原因,行政机关越来越倾向通过行政处罚契约化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这正是人民满意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然而,行政处罚契约化存在一定的法治风险,需要建构其规制机制。在明确行政处罚契约化规制原则的基础上,可在《行政处罚法》第32条中增设一款,作为关于协商合意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规定,从而依次形成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协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和不予处罚的三种适用情形。还应从行政处罚契约化适用的启动条件、次数限制以及实施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全方位控制,从而实现行政处罚“力度”“温度”和“法度”的融合。     

公司担保合同中善意相对人认定标准研究——基于《民法总则》对《合同法》50条之扬弃

《民法总则》第61条3款只能适用于意定限制的情形，表明对《公司法》第16条进行担保类型的区分具有体系必要性的同时，也使得《民法总则》61条所确立的“善意有效”规则无法直接适用于《公司法》第16条第2款所规定的关联担保。基于国际比较与文义解释，亦可得出应当区分两种担保类型的结论。要解决理论与实践中对《公司法》第16条概括理解的观点所造成的司法混乱，必须基于担保类型的区分，并对非关联担保与关联担保设置不同的善意认定标准：在非关联担保中，一般情况下相对人不负形式审查义务，但在特殊情形中应作特别处理；在关联担保中，因法定限制的存在，相对人负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区分两种不同越权担保情形下交易相对人不同的注意义务以及不同的善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司法裁判价值。     

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租佃中的“二东君”——以洞庭湖区为例

民国时期的资料表明,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常规的地主——佃户模式之外,还存在"地主——二东君——佃户"的特殊模式。二东君多为农村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者。其在土地租佃中代替佃户交纳押租,负有督促佃户及时纳租等责任,并获取一定报酬。二东君既为土地的出租与承租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范围。但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仍、农村社会经济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二东君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土地的出租与承租带来了不便。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制度悖论解析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巨额价格＂剪刀差＂;＂公共利益＂范畴肆意扩大,致使征地范围过宽;土地流转补偿机制存在缺陷;失地农民正当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杜绝＂土地财政＂,规避政府自利行为;明确＂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长效机制,保障其生活质量等对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纠偏。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可能三角”:解释及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利用方式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当前正处于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政策规定与实践运行状态之间存在着诸多偏差,这导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等三大主体对土地具有六重功能,但不可能三角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同时实现多元主体的多重功能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未来应通过对土地附加功能的适度剥离、以及土地权利边界的逐步明晰来突显土地的经济功能,进而依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完善和拓展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更优配置。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影响农户农地流出和流入意愿的微观因素研究——对温州农村的实地调查与分析

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市5个市(区)下辖的12个乡镇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流出和流入耕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微观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建立、农业经营能手的培育是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顺利流转的基础;同时,城镇近郊农户的农地流出意愿要低于远郊地区。因而,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可能会导致当地农户的反感甚至强烈反对。     

完善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具体设想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关键在于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物权化和财产化,应采取措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法定化、期限的永久化,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主市场流转.同时应在农村进行户籍、社会保障等配套性的管理体制改革.     

女性与礼物：广告中的性别消费

现代的各类传播媒介中,铺天盖地地涌动着＂美女潮＂。从商品包装袋、广告牌到流行杂志、影视媒体,一个个青春、性感、妩媚、妖艳的＂女性身体＂构成了消费时代传媒中特有的＂女性镜像＂。然而,它却并没有体现出女性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而仅仅只是作为一个个＂精致的瓷娃娃＂被出售,即流行文化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性别消费＂。这些妩媚、妖娆的＂女性身体＂成为购买者购买商品时,额外馈赠的一个特殊礼物,其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就是：女性是一种可以被出售的＂礼物＂。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的冀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策

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积极响应国务院提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并全面落实“三条红线”的考核依据。冀南地区是河北省农作物的主要种植地区，以冀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河北省水资源现状，基于改进型TVDI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的干旱情况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在降水量年际变化不明显的情况，京津冀农用地严重干旱的区域在2013年陡增。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重点探讨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冀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对策，为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灌溉和节水的种植体系研究提供辅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