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的民族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各民族史学的蓬勃兴起。与汉族史学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建立过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氏少数民族,其史学也取得了接近汉族先进水平的成绩。这种盛况,堪称史无前例。 秦汉时期,匈奴、羌等少数民族已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长期建立过政权,但是,由于他们主要还是过着游牧生活,又远离中原,所以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史学。魏晋以后就不同     

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本文认为，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内容有着广泛的影响。谱牒学的兴起，纪传体史的发展，人物传纪的发达，方志的形成，都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又使这个时期的史学存在许多历史的局限，影响史学的正常发展。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

作者认为,考察中国史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是个不容忽视的承上启下阶段.古代史学批评自先秦萌芽、两汉确立,中经魏晋南北朝长足发展,方在唐代进入高潮.本文运用较丰富的史料,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论述了此期史学批评的成就,包括批评形式的多样化和批评内容的深广化.文章着重评述了当时对诸如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研究的范围、著史态度、家学承继、治史特点、文质关系、编纂体例等基本论题的关注和探讨.     

试论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史之风十分浓郁。众多齐鲁学人以治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其经世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维护上,他们深谙利用史学来维护门第的奥妙。"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表现得尤为鲜明,而曲笔之风一时更炽。这一时期,齐鲁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史文语尚华丽,浮词艳语连篇,不能很好地表达史义,这是传统史学"尚文"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极端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地区

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区,东濒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至大兴安岭山区,南起辽东半岛,北迄外兴安岭北麓。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东北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统一时期如此,在中国分裂时期依然如此。本文是对我国东北地区自上古至清代中叶以来和中原内地的关系问题作一历史述略的第二篇。文章拟就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历史,来论证如下两点: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小各族都是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相互依存的民族。各族居住生息的地方,无论中原内地或边疆区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异民族统治中国”的问题。分裂时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可分为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象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迴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宇宙理论

如果说秦汉是我国古代宇宙理论的形成时期,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古代宇宙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宇宙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不同的学派和观点围绕着汉以来的盖天说、浑天说、平天说和宣夜说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又出现了穹天论、昕天论和安天论等宇宙理论。总的来看,浑天说占着优势,盖天说仍在演变,浑盖合一论出现,平天说受到责难,宣夜说不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呼声,是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公众舆论。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齐鲁学者丢弃经学章句,转入其他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在史学领域,或身居史职,编修国史,如缪袭、徐广、檀超、崔浩等;或出于自觉,撰写史书,如华峤、乐资、虞溥、孔衍、王韶之、刘祥、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张彝、崔鸿等。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著迭现,如华峤《汉后书》、臧荣绪《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等。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知名专家 李凭

李凭，江苏江阴人，1981年获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家图书馆研究室主任，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