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与社会环境的情境机理

“关系本位”伦理的“意言行”错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暧昧性”的方式存在,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由此其情境生成机理可以表述为:基于跨文化、跨情境“关系”的差别与联系,建立信任关系和暧昧关系交叉相容的均衡结构,即适应暧昧关系文化的差别,缩小信任差别、链接信任相同,建立信任关系的共生结构,形成信誉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在主体集聚因素和环境集聚因素的耦合过程,实现普适性文明主体的优先嵌入和差同性文明系统的能动根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转型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中国文化开始“破”中有“立”的转型,一个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现代文化得以生成。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文化失范现象,影响着自身文化竞争力的形成,需要在文化转型中加以重视。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错位及其出路

文化现代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今天认识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思维视角的转换,从西方框架中跳出来,从我国的实际变化以及世界背景和格局的总特点出发,走文化民主的道路。我国文化最重大、最醒目的变化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结合,这一历史进步使中国社会跃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又形成我国文化运动中的怪圈: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否定,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否定。在中国,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否定奇异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的错位。承认历史的错位,变错位为正位,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中华传统法文化精髓及当代价值研究

中华传统法文化精髓是中华法律实践和理论的历史沉淀的优秀成果,具有强烈的民族特性。近现代以来,中华传统法文化受到来自西方法治文明理念的强烈冲击,在制度层面上已逐渐消融瓦解,但制度背后的精神文化理念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一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建立在本民族的习惯之上,与民众普遍的法文化相适应。因此,我们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法文化的优秀资源。文章在剖析当前法治建设对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重点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论述了中华传统法文化中“和合思想”“仁文化”和“礼文化”“义利诚信”等思想精髓及其当代价值体现,并探讨了中华传统法文化价值转化的方式和途径。     

现代性效果与地域文化差异——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

当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与体制调整不仅在客观环境上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在主观内心世界里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生活状态的认知与判断,一方面,由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主题效果在中国社会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与多样性同时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日常运作模式中,这一社会变迁中两种力量...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交锋下的家庭文化——当代中国家庭文化二重性探析

当代中国存在着新儒家、民族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浸染其中的传统家庭文化无论在组织理念、结构形式还是在特性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变,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当代中国的家庭文化处于“义利”难以协调,稳定与自由不断纠结的诘难中,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危机.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能够勾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文化思潮的涌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由于其自身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重任.     

论哲学视野中的文化模式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普通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样法,它往往以文化模式的方式而存在。文化哲学所探讨的是在较大尺度上在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共时态视野中,主要有民族心理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模式;而在历时态视野中,人类历史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此外．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正需求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主导性文化模式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决定着个体的行为;构成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内在机理;在深层次上标志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经世致用的文化：《中国传统思想——静道》简评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代台湾著名文化人黄清源先生,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广泛深远。他所编著的《中国传统思想——静道》一书,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静道”思想所蕴涵的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及社会哲学在现代的重新整理和解读,不仅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它与人类心性的本质联系,分析了它与西方文化思想的接触点和沟通程度,以及它在中西文明冲突中调适与融合的活性。     

儒家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与影响：基于朝鲜半岛对雅乐之受容的研究

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自古就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雅乐为例的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展现传统礼乐文化在国外被受容的历程及其机制、模式。朝鲜半岛对雅乐的受容经历了从全面吸纳接受到逐步强调本土化、地方化的过程，最终确立起既有自身特色又不背离儒家周礼古制的雅乐。在这个容受的过程中，充满了“华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和张力，“以古为正，端本正源”的雅乐容受思路的出现体现着“华化”和“本土化”的深度融合，也表明朝鲜半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的提升。雅乐作为承载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作为象征符号，超越了形式本身，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发挥着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雅乐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地方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展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在文明互鉴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的“现代”启示

本文从“西方中心论”相悖的视角,透析中国传统造物在视角场域、文化背景、概念理解上与西方的异同。从模件体系、实用思维与时空观念三个不同维度,以文化反向输出的方式,审视中国传统造物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极易被忽视的现代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成为中国传统造物进行现代转型的重要文化依据,甚至成为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重要因素。     

透视晚清《大公报》广告中的传统心理嬗变

《大公报》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大众传媒,其广告以丰富的内容为人们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变迁。通过对这些广告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看到,当时城市居民新的生活理念开始出现,并形成对传统心理的嬗变。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新气象,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考察这一问题可对今日社会的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试论媒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传媒化阶段,媒介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媒介文化,它在认同主体的确认、认知模式的转换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颠覆了传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实现了现代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的转变。     

从“大同梦”到“中国梦”:中国理想社会追寻轨迹

"礼运大同"是中华文化原创期集先秦各学派理想主义的最早系统表达,并在以后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持久生命力。近代以来,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顺应人类发展趋势,批判传统、判断西方、展望未来,并成功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对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梦"既坚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民族特色,又为它的实践确立了宏伟目标和路径选择。中国传统理想主义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追求,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精神。"中国梦"是一种思维范式、价值取向和求索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健康发展树立了一个理想主义维度。     

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政治文化分析

政治文明离不开政治文化。无论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开启民智、民悟,政治文化都为政治文明提供了主体保证。中国政治文化历来就是一种“道德型政治文化”,政治生活附属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后者的展开便是前者的实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客;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切实铸造文化价值核心。     

现代视域中的儒家思想

如何对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文化本根和历史土壤的重要问题,需要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它要求我们立足于新生文化主体生成的需要,从现代社会实践价值体系建构的视域,对儒家思想的"原义"、"他义"和"今义"作出全面梳理,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现代转换。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与精髓,“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已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综合创新：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生之路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文化发展出现"离异"趋向,究其根源在于长时间中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原版"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有所背离,知识分子多成为"依附型",失去自我。我们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并与时俱进,重现中国哲学的生机和活力。     

礼乐文化与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它包含着一些至今仍然适用的优秀元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在当今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时代,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礼乐文化,就显得尤为必要也特别重要。保护传统节日,使其上升为国家制度层面,这也是重建礼乐文化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