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琴赋》人伦内蕴发微

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皆标举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名教思想。殊不知,在嵇康思想深处还有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其《琴赋》一文不仅是音乐美学名篇,更蕴含了其以琴德喻人德、遁世而超越、名教与自然的伦理思想。     

嵇康的生态哲学思想

嵇康认为,无论养生抑或处世,都应该遵循人的自然属性,做到中庸调和,并以此为基础"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至万物齐一的无我之境。嵇康希冀构建以儒道互补为依托的至人境界,实现对有限个体生命的无限超越,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显然,嵇康的哲学思想一方面继承、调和并发展了道家和儒家"万物齐一"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解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同时也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生态观存在极大的精神契合。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贯穿嵇康伦理思想的总纲。在这个总纲下 ,他就道德起源、道德原则、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等诸多伦理学问题 ,发表了新颖而深刻的见解 ,对伪善的“名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 ,并以生命为代价 ,践行了自己高洁的人生理想。嵇康的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个体内在因素。嵇康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越名教而任自然”辨

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口号以反对儒家学说的面目出现,千百年来一直被误读。本文结合嵇康、阮籍这两位倡导者的其它作品分析,重新探讨名教与自然、名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发现该口号实际上是对当时假儒教的反驳,并且以另一种形式返归到了先秦时代的儒家传统。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声无哀乐”论与魏晋时期艺术本体的独立

与玄学的中心论题"名教与自然"相联系,嵇康的乐论在探讨音声"有无哀乐"的过程中,不但在批驳儒家"声有哀乐"观念的基础上,否定了礼乐教化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而且深化了对音乐审美本质的认识,提出了"以平和为体"的本质论和"有自然之和"的形式论,以及"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论,初步构建了审美和超功利的音乐本体论体系,对魏晋时期艺术本体的独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及其当代价值

阮籍在司马氏得势的情况下,从崇儒转向拜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进行抗争.理性分析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沉重的玄思——从历史与学理的角度看阮籍、嵇康的内心焦虑

魏晋之际的虚伪名教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阮籍、嵇康逆流而动,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号召,追求一种纯真自然的人生理想.本文通过对二人玄学理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的阐释,明确嵇、阮与元康放达派人士和隐士之不同,指出二人是彻底的反名教而任自然.同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困境,认为人格的分裂和缺乏一种新的意义归趣是导致他们言行矛盾的真正根源.     

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嵇康“越名教”之我见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本意是想通过对世俗的“释”、“忘”来实现一种身心的解脱,进而抵达人生的化境,然而在实践中却唯“情”所向,将之变成了与世俗和政权的对抗。“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也就沦为前后矛盾的“假言”。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名教”与“自然”：嵇康的伦理观及其矛盾

嵇康的伦理观是嵇康哲学的核心.嵇康认为,伦理应该建立在真实无伪的基础上,并且以理性为引导,进而上升到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嵇康的伦理观,一方面表现出对于现实的强烈批判意识和对于理想人格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也形成将伦理自然和伦理自觉糅合一体、"合自然"和"任自然"混为一谈的矛盾.     

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基于此,阮籍、嵇康前期的思想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魏晋禅代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调整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色彩。阮籍、嵇康把外在世界的分裂还原为内心的分裂,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恢复内心的宁静,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的玄学思想逻辑地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嵇康乐论的内在矛盾

嵇康的乐论涉及到了三个问题:关于音乐的本质问题,关于音乐欣赏中主客体的地位和关系问题,关于音乐的功能问题。但其中包含一系列矛盾:在音乐的本质问题上,嵇康由反片面化走向新的片面化;在音乐欣赏中主客体的地位和关系问题上,嵇康由反简单化走向新的简单化;在音乐的社会功用问题上,嵇康由反神秘化走向新的神秘化。这些矛盾的深层根源是嵇康思想中的儒道矛盾,在名教与自然问题上,这一矛盾得到了明显表现。     

名教观念与王符“独行”性格的形成

王符《潜夫论》从家族、社会、政治三方面说明名教的影响。"以学博名",以名教思想的教化途径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而影响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基础;关于名教的载体礼制,批评了家族之礼和选举之制的虚夸浮伪的风气,抓住了东汉社会风气败坏的关键。王符在对名教实现途径、名分体系、理论基础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确立了汉魏之际士人"独行"社会观。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嵇康、阮籍的社会关怀

嵇康、阮籍一直给人们留下批判者和隐逸者的形象 ,联系其理论背景和玄学领袖等因素进一步考察 ,可发现他们社会关怀的内涵深沉而博大、复杂而矛盾 ,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 :一曰坚持理想 ,在玄学受压的局势下 ,态度鲜明地正面表达“无为而治”的主张 ;二曰非议名教 ,不涉及当时当世 ,纯粹在理论层面上批判名教 ,进而将经典、圣人一同清算 ;三曰腾精蔑世 ,面对现实政治和统治当局的所作所为 ,用“放达”的姿态表示不合作和鄙视。     

《声无哀乐论》释义:从礼乐到和乐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模拟了一场晦明捭阖的讨论。秦客为儒家传统乐论代言,嵇康则借东野主人之口予以回应。主人指斥儒家礼乐论存在一难以实现的折衷:礼乐以情为本,但因人而异的情感或会妨害礼乐的客观性、普遍性。通过解构传统乐论,嵇康建构出一套形式化的音乐观,即认为音乐不含任何经验性内容,是纯形式之美。他对儒家乐论的批判,揭示出儒家礼乐以情为本的特点:作为教化工具,礼乐须以人情为其现实基础,所以不能"无情"。而有意摆脱政教负担的嵇康,则可以从至人养生的角度重审音乐,作出新解。最后一段答问中,嵇康在承认"声无哀乐"的前提下,迂曲地重新阐释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命题,并展现出圣人"任自然"与"崇礼教"两种颇为相斥的面向。这套两可的圣人观,反映了六朝学人与传统若即若离的思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声无哀乐论》是考察汉晋之际思想变迁的绝佳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