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

出身世代业儒之家的习凿齿,始终俱强烈事功思想而从无宅心方外之意。若隐逸,襄阳的隐逸环境和文化都较江西白梅好得多。襄阳地处东晋与前秦争战前线,太元四年归入前秦。习凿齿被苻坚视为国器,离开襄阳和进入东晋都非易事。习凿齿卒葬于襄阳,《建康实录》有明确记载。江西习氏族谱有关习凿齿为避苻坚所逼而遁隐江西新余白梅的记载漏洞百出,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两位习氏显宦,在循例纂修族谱时攀附先贤所至,分宜习凿齿墓应该是习氏族人祭祀习凿齿的衣冠冢。     

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再考辨

习凿齿曾任过荥阳太守,亦曾任过衡阳太守。公元363年4月之前拜见过司马昱,"相王"不是去见丞相司马昱,而是桓温授意他去"观察"会稽王司马昱。但因他称颂了可望为帝的司马昱而忤桓温之旨,故不被觊觎晋廷的桓温所用,不久罢归襄阳。为避苻坚逼用,他于公元379年沿湘江二州入赣,并在江西万载书堂山及新余白梅生活了33年,且最终在此地将巨著《汉晋春秋》54卷完稿。该著的内容并非终于愍帝,而实达东晋元帝、明帝、康帝乃至孝武帝时的人和事。习凿齿的德行与节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和习氏子孙。在这1600余年来,据习氏族谱所载,其子嗣中人才济济,而尤以习嘉言、习仲勋等,其功业彪炳史册。     

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去伪存真见铁证 毋庸置疑隐白梅——对叶植先生《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探究

习凿齿(328—412)暮年遁隐白梅,卒葬枣木山,有其遗迹及袁州的《郡志》《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江西的许多地方史志记载为证。叶文对此全面否定。然历代诸多有关墓葬、碑文、家谱编修、人名字号的史料及论述以至习凿齿本人著述都证实,叶文所引为据者均失于考证,或违背历史真实,或有悖常理,或无的放矢,或以遭诬损的后人著作否定千百年前的史志等记载,全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陶渊明无君思想探析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陶渊明又是这个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所倡导的无君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文章试图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其无君思想.     

“诸葛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答《中国社会科学报》:《南阳?襄阳?诸葛亮到底躬耕何处》

诸葛丞相用书面和行动划定的界限,充分证明了"诸葛躬耕地"是"南阳",与"隆中"无关,习凿齿"隆中说"是错误的,理该还诸葛"躬耕于南阳"以本来历史面目:"名高天下"的诸葛亮的金光灿烂的"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     

“凿齿”小考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郭璞注云:“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为名。”《淮南子·本经》云:“(犭俞)(犭契)、凿齿,……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注云:“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颔下,而持戈盾”。在《淮南子·地形》中亦载有“凿齿民”之称,并将其与“锞国民”、“三苗民”、“交股民”、“反舌民”等一并置于西南至东南地区,高诱注云:凿齿民“吐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经考证:习凿齿生于东晋咸和三年(328),殁于义熙八年(412),葬于江西分宜枣木山.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忤桓温图谋篡逆的旨意,旋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习凿齿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汉晋春秋>54卷.是书立意于国家一统,并指出晋应"越魏继汉"."越魏继汉"是有理有据之论,是视角独特的创新之论,是立足国家一统之论,是利国利民影响深远的千古宏论.<汉晋春秋>的写作目的,并非如房玄龄所说是专为裁正桓温"觊觎非望"而作.     

苏轼论陶渊明

自颜延之以来,评价和研究陶渊明的历史已长达一千五百余年。历代作家、学者发表的论陶意见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精到的见解。苏轼就是陶渊明研究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人物。整理前人的论陶,取其精华,判其得失,这对于推动今天的陶渊明研究,少走弯路,超越前人,将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如何看待李严之废这段历史公案──兼与尹韵公同志商榷

如何看待李严之废这段历史公案──兼与尹韵公同志商榷陈玉屏《三国志·蜀志·李严传》注引习凿齿论李严之废云：昔管仲夺伯氏骑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     

论《闲情赋》在陶集中的地位

论《闲情赋》在陶集中的地位王春来陶渊明的《闲情赋》，填补了陶集中没有爱情描写的空白，表现了陶渊明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中国文学史上描写男女爱情的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在陶集中占有显赫的位置。这样一篇表现陶渊明至性真情的作品，因为它冒犯了封建礼教，遭受到了不...     

试论苏轼"崇陶"的心理动因

苏轼"崇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有趣味、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深受北宋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注重理性、精神、道德重构,以及社会上"学陶"风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之外,尚有其内在的直接的心理动因:一是苏轼在人生困境中,经过人生反思,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而自觉"师范"陶渊明;二是苏轼对陶渊明疏朗淡远诗学境界的倾心推崇;三是苏轼艺术审美理想与陶渊明审美旨趣的高度契合.     

陶渊明诗文旷达美的美育价值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派的创始人,旷达美是其诗文的主要美学特征之一。陶渊明旷达美的思想主要源头在道家,老庄的天地赋命的旷达情怀对陶渊明产生直接影响。陶渊明诗文的旷达美在树立美好人生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美育价值。     

民国学人之陶渊明孤独论及辨析

民国学人在四个方面探讨了陶渊明的孤独。一是孤独的状态：甘蛰仙对陶渊明的孤独作沉潜式的情感解读,俞人元则认为陶渊明在社会、朋友、家庭中都是孤独的,谢循初阐释了陶渊明在性格与社会境遇两个层面的孤独。二是孤独的原因：甘蛰仙认为陶渊明的孤独源于其傲岸清刚的性情,李长之认为陶渊明的孤独乃是其个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谢循初则从身体状况、居住环境等六个方面系统地剖析了陶渊明孤独的原因。三是孤独的排遣：陶渊明以饮酒来排遣孤独是民国学人的共识,俞人元将陶公之酒与苏轼之贺若对举,推崇二者在酒与琴中的至尊地位。朱光潜则反驳陶渊明饮酒“逃避论”并高扬陶渊明之酒德。四是孤独的意义：甘蛰仙认为孤独决定了陶诗的风格与艺术手段,俞人元认为孤独玉成了陶渊明的人格与诗品,李长之则以壮美理论系统阐释了陶渊明的孤独。     

2002年全国报刊陶渊明研究论文索引

1 陶渊明“以诗立言”辨析 /吴国富 //九江师专学报一期2 《桃花源记并诗》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张钧、亓心 //九江师专学报一期3 宋末爱国士人与陶渊明的深刻共鸣 /李剑峰 //九江师专学报一期4 《“快乐”的陶渊明》前言 /(日 )伊藤直哉 ,王淑沅译 //九江师专学报一期5 《陶渊明集全释》序 /(日 )田部井文雄 ,王淑沅译 //九江师专学报一期6 关于陶诗“自然”“平淡”的美学评价 /高建新 //内蒙古大学学报 (社科版 )一期7 陶渊明与后代诗人之关系略论 /高建新 //零陵师专学报一期8 陶渊明《述酒》诗补 :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     

日本诗话中的陶渊明论

陶渊明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中影响甚大,也是日本汉诗论中的重要关注对象,这充分体现于日本诗话之中。日本诗话对陶渊明的评论涉及诗歌创作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两个层面,对其"平淡"诗风及其诗史地位有了清晰的确认,对其在日本汉诗创作中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诗论界对陶渊明的批评以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之"傲吏说"为代表,对其诗艺也不无訾议。既承继中国诗论中之陶渊明论,又兼有异见,体现了他们在诗歌批评方面极强的自主意识及接受异质文化时一贯的自主性。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