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及实施意义

从2012年8月起,在乌克兰开始实施新的语言法《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在本法中正式确认了俄语等18种语言为乌克兰的"区域语言",此后这些区域语言在其分布区域内可以同国语乌克兰语一起平等地使用于诸多领域。本语言法的实施,不仅使乌克兰在国家语言政策领域有了统一的新的法律依据,而且将十分有助于乌克兰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乌克兰文化交融中的语言问题及其影响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在乌克兰境内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文化的交融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直接体现是乌克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的共存。乌克兰独立以来的语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语言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和影响。在当前乌克兰国内局势下,解决好语言问题,认同国内俄罗斯文化是其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和国内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乌克兰语言政策探析

独立以后,乌克兰推行了"乌克兰化"的语言政策,通过一系列语言法令提高乌克兰语地位并扩大其使用范围,同时积极打压和排挤俄语。通过对教育、大众传媒、公文事物和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乌克兰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现实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由于乌克兰语言现状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定,因此,制定兼顾双语现实的语言政策并不是没有可能,但由于其语言政策意识形态化、影响因素多的特点,这一构想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藏语言政策的变迁

本文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对西藏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 ,描述了西藏语言政策形成和变迁的轨迹     

东欧语言政策与族际和谐的检讨

东欧国家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实际上是其各民族之间围绕语言权利和本民族语言地位进行博弈的过程。苏联解体前,俄罗斯民族的博弈实力最强大,俄语处于优势地位。独立前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高涨,各国主体民族利用有利地位制定新的语言政策,确保本民族语言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地位,消除前俄罗斯民族及俄语影响。东欧国家语言政策有其狭隘性的一面,引发了国内新的民族矛盾。     

民族地区学前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研究

学前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学前普通话教育和学前儿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影响。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民族地区的887位学前教师为对象,考察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现状。结果显示:教师的语言能力在整体上能够满足实施学前普通话教育的语言要求,但存在区域、教龄、学历和教师聘用类型的差异。基于此,优化对学前普通话教育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强化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教学能力培训;铸牢教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积极的国家通用语言态度等是促进教师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全面提升的行动方向,以此为民族地区构建高质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奠定基础。     

加拿大语言政策考察报告

加拿大是个两种官方语言的多语言国家.此报告介绍了官方语言和其他民族语言在加拿大的使用情况及加拿大语言政策的发展脉络.语言是民族文化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仅要从语言立法上加以保障,还须从公民权法和人权法上加以保障.由于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存在,反对语言歧视对于任何多民族国家而言都是个不可忽视的、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越南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

越南是一个有54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发展面临的困境,越南政府十分重视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南教育与培训部探索实施包括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在内的三种双语教育模式,以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文章介绍了一个双语教育试点项目,从教学生态的视角反映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一个侧面。     

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不论是苏俄时期的语言本土化政策、斯大林时期的语言俄罗斯化政策,还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将哈语作为惟一国语的政策,政治目的始终是其要旨。对今日哈萨克斯坦而言,其语言政策是将单一语言思想、多语言思想和国际化语言思想等因素集于一体:将哈语作为惟一的国语体现了单一语言思想,强调的是哈语的象征意义,并通过复兴哈语和扩大哈语的使用范围来增进哈萨克人的民族认同感;俄语和其他语言的地位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表明了多语言思想;而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以及英语的普及,则是国际化语言思想的体现。     

非洲国家的多元语言使用问题

非洲语言数量繁多,使用程度不一,地位、功能不同。非洲各国由于受殖民时期语言政策的影响,通常将英语等原殖民国家语言定为官方语言,使本土语言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抑。多语使用引发的教育、经济、政治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已经成为非洲国家发展的障碍。目前,整合非洲语言并推行更灵活、更民主化的语言政策,将非洲语言作为教学工具和授课内容纳入非洲教育体系,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非洲语言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等措施,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应对语言问题方面的积极努力。     

羌语保持的语言人类学思考

有关语言保持的各种努力未能有效扼制羌语消亡的趋势,羌族聚居区的语言保持需要首先解决好语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两大问题,在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支持下,以羌语保护区的建设为平台,以语言社区的复建为依托,推广浸入式羌汉双语教育,并在适当借助宗教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经济刺激计划保持羌语的鲜活性。     

羌语保持的语言人类学思考

有关语言保持的各种努力未能有效扼制羌语消亡的趋势,羌族聚居区的语言保持需要首先解决好语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两大问题,在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支持下,以羌语保护区的建设为平台,以语言社区的复建为依托,推广浸入式羌汉双语教育,并在适当借助宗教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经济刺激计划保持羌语的鲜活性.     

地理环境对语言功能演变的影响——以九河乡普米语小语种的生态保护为例

本文基于第一线田野调查获取的材料,指出九河白族乡普米语存在母语保留型、母语衰退型和母语复苏型三种不同的语言功能类型,这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存在密切关系,该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文中指出母语复苏型是近些年出现的一种语言使用类型,显示了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有可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复活、维持少数民族语言活力,说明语言保护的政策实施中必须考虑在一定条件下母语复苏的类型.     

民族地区沿边开放效果及政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边开放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重点关注领域。在沿边开放政策扶持下,沿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在较全面梳理国家沿边开放政策及云南省相关配套政策实施历程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对政策实施后沿边开放总体效果进行综合测度,运用实证分析法对沿边开放政策实施后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完善沿边开放政策的政策建议。     

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基于印度语言多样性治理的考察

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中,印度政府秉承“承认”“包容”和“团结凝聚”等理念,通过推行宪法框架下的“第八附则”“语言建邦”“三语政策”等一系列构筑国家认同的策略选择,最终将语言多样性化解为印度国家认同的力量和土壤,实现了“两种认同”的和谐共生。印度构建国家认同的独特范式,将其内部貌似“松散”的语言文化多样性,凝聚成为一种“互嵌式”的团结,客观上造就了“印度式团结”。正是这一独特范式,成就了印度“崩而不溃”的历史和现状。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民族社会学连载之三)

语言文字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 ,也是民众日常交往的工具 ,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其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族群之间的关系。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我国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所体现的族群关系状况 ,并结合学校教学语言的使用 ,讨论了少数族群教育的模式和发展趋势。     

认知与建构:清代新疆语言政策的历史考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语言多样性丰富的多民族地区.这种语言现实和语言格局影响了清朝政府的语言观念和语言态度,使其制定了符合新疆实际的维汉双语政策,从而提升了维吾尔语的社会地位,建构了维吾尔族对于清朝政府的认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问题规约情况

维护语言权利、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组织针对语言权利、语言教育、语言活力、语言濒危、语言多样性、语言遗产等语言问题制定的规约,大部分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制定语言政策、开展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活动的基础.本文对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涉及语言权利、濒危语言、语言多样性三个方面的规约的总体情况进行概括,试图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对语言规划问题的探讨提供借鉴.     

撒拉族家庭语言政策个案调查研究

本文以Spolsky的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理论为概念基础,通过对个案家庭观察和访谈,从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语言管理三方面来分析个案家庭中父母对撒拉语和汉语的观点与实践,探究个案家庭的语言政策。结果显示,批判的语言意识形态是再造家庭本族语的起点,加上适当的家庭语言管理政策,就能够培育出通晓撒拉语和汉语的儿童,从而建立家庭内部本族语的世代传承。研究显示,自下而上的家庭语言政策,对减缓本族语的流失,强化其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语言死亡:语言的安全与不安全

语言的死亡,就是指一种语言在一个国家当前全球一体化和都市化两种社会因素影响下从安全到不安全的过程.从安全到不安全从而导致语言死亡是一段危机程度各不相同的距离,且语言的不安全不仅只对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语言而言,也对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而言,甚至还可用于在当前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国家语言所面临的英语危机,以及在国家都市化趋势下方言所面临的消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