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吴丞相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职官制度尤为复杂、混乱。正如瞿蜕园先生为《历代职官表》所写的《历代官制概述》一文中说:“魏、晋王朝都是由手握军事力量的权臣逐步建立的。他们有一批手下人物,组成一套机构,完全在正规官制以外,自由行使职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军、民、财政不再各成系统,只要为了军事上的便利,都可以打破常规。自从魏、晋开此先例,直到南北朝,一般制度都是由不稳定的临时措置而逐渐成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国与丞相

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官职设置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国和丞相两个官职。相国和丞相虽然官名不同,但实际上职掌相同,都是处于宰辅地位。历代学者对这两个官职论述甚多,认识颇不一致:在设置的国别问题上,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认为,“相国、丞相皆秦官”,似乎仅为秦国所独有;在初置的时间问题上,杜佑的《通典》认为“始皇始置     

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

在一九七三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一件在肩水金关发现的重要文书,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有重要的价值。例如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大夫这两个官职的关系,由于这一重要文书的发现而使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考述,敬请方家赐教。在《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文中,开头有如下一段文字: “甘露二年五月己丑朔甲辰朔丞相少史充御史少史仁以请诏有逐验……,”以下的文字争议很多,也与本文无关,这里暂不讨论。先将上面摘录的一段文字逐一解释一下:“甘露”为汉宣帝刘询年号,“甘露二年”即公元前52年;“己丑朔”即己丑这一天为初一;“甲辰朔”中“朔”字是衍文,     

秦汉罪犯押解制度

秦汉政府对犯人的护送依据距离远近可分为短途押解和长途押解。短途押解的对象主要是刚被捕后送往附近狱所的罪犯,由专职的吏卒或自行缉拿犯人的百姓押送,施以绳索束缚。长途押解的对象为尚未终审判决之"囚"与服劳役之"徒",前者送往郡国治所或京师的法庭,后者押送服刑地点,皆以桎梏或锁链束缚。押解人员须凭借证明文书过往关津,住宿传舍、亭舍,有全程护送和更替押解的区别,国家并设有行程规定。     

战国秦汉的地租制度

一、由藉田法到税亩法的让渡 1. 按亩课地租和地税的先声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个人劳动生产率提高,因而耕种同样耕地面积所需劳力减少,奴隶生产方式“千耦其耘”、“十千为耦”(《诗》)的大农业经营形式,亦即所谓“田三品”、“三年一换土而易居”的烧田法(《公羊传》何休注》,在西周已逐渐转变成了“自爱其处”不易居的休耕法(《汉书·食货志上》)。至春秋时代,更逐渐为“家百     

秦汉监军制度简论

监军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秦汉封建大帝国建立之后,君主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而创设的。秦和西汉的监军官吏除临时派遣的监军使者外,常设监军官吏分属护军、军正、监军御史三个系统。分别职掌监督将领、按皇帝符节发兵、刺举惩治犯法将士等责任。东汉一代,监军使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职责为监察出征将领有无抗命违法,作战不力等情事。这一制度为     

试论秦汉行政巡视制度

秦汉时期确立和完善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巡视制度.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巡视主要有皇帝巡狩、州刺史"行部"和大使巡视三种类型,地方政府对行政的巡视主要有郡国守相"行县"和督邮、廷掾对郡县辖区的分部巡视两种类型,形成多维的地方行政巡视体系.秦汉行政巡视制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层和分部巡视制度相结合,职权分明,各负其责;二是巡视形式多样化,既有行政长官皇帝、刺史、郡守、县令的定期巡视,也有专职官吏司直、督邮、廷掾的分部巡视;既有公开的、耀武扬威的行政巡视,也有微服私访的暗地行政巡视.不同的巡视形式有不同的职能,互相补充,使行政巡视的作用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行政巡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防止了违法和乱纪行为,保证了国家政令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提高了秦汉时期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秦汉制度渊源初论

顾炎武在他所著的《日知录》中说:“《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     

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

早在两千多年前 ,华夏民族就以超越其它民族的智慧创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政治制度 ,这套政治制度组建之完备 ,运行之周密 ,影响之深远 ,是同时代其它民族所不可企及的。秦汉时期形成和确立的监察制度 ,更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尤可称述的创举。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 ,它实际上是我国先民权力分配的产物。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在了二十多个世纪 ,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始终 ,对我国历代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监察制度在秦汉时期的确立和发展 ,监察制度的体系和职能 ,监察机关的权力范围以及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和作用进行探讨     

秦汉守官制度考述

秦汉守官制度,即官吏的试用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吏任用制度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一、守官制度的建立赵翼《陔余丛考·假守》云:“其官吏试职者曰守”。守官即试任某官的意思。作为一     

秦汉廷议制度试析

秦汉廷议制度试析高焕祥秦汉时期。绝对皇权尚未形成，皇帝大权还有些制约。其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有廷议制度．国家大事皆由廷议向皇帝提出意见，由皇帝裁度或由廷议作出决定。因而，廷议成为秦汉帝国决策中枢进行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大政方针的制定起了不可忽...     

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

本文通过分析宫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的关系，揭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月关即国家”思想泛滥，家政、国政不分状况对秦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视角下的秦汉监察制度

秦汉监察制度是君主绝对专制权力体制下的制衡制度,其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运行机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秦汉监察制度主要体现为上一层级权力对下一层级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汉武帝改革监察制度,设立十三州部和刺史,并对刺史的监察权力进行规范,从而形成T既对州郡长吏实行有效监督,刺史本身权力又受到有效的限制的机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较为科学的设计.从现代法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视角去审视秦汉监察制度,对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秦汉时代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

关于秦汉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中国史学家的意见分歧很大。侯外廬先生认为秦汉时代的土地所有制是“皇族壟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他说“自秦汉以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一条紅线贯穿着全部封建史”,[注一]并且明确的指出“皇权壟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法典化,在汉武帝时已经完成。[注二]同时侯先生也提到在“皇族的壟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之外,也有“许多领主占有制以及一定的私有制并存在的,首先是所谓豪强地主的“占有权”,其次是农民当做自己的土地的“使用权”,甚至有一定的土地买卖权。[注三]等土地占有形式相并存,侯外廬先生的论点,得到了李埏先生的支持,李先生虽然批判了侯先生所提出的“皇族壟断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名词用得不够恰当,而应当用“封建     

论战国秦汉时代的廉政制度

余华青副教授的《论战国秦汉时代的廉政制度》,就是从中国历史上为我们找到了一面镜子。虽然这面镜子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与我们今天所谈的廉政建设根本无法比较,然而那一整套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创立和实行的廉政措施,不仅在当时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割断历史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的话,这些考察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

秦汉帝陵是当时社会在地下的再现,其发展变迁与当时秦汉社会密切相关。从秦始皇陵到西汉十一帝陵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规模巨大,厚葬严重。它们既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又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价值观的体现。由于秦汉统治者把增长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在了无限度的陵墓修建上,从而加速了秦汉王朝的灭亡。     

秦汉民族政治法律制度探讨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国家以来,历代王朝都从民族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治法律制度,以调整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这些制度对促进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在民族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秦朝开创了很好的先河,汉朝给予了发展,从而形成了两朝一体的民族政治法律文化,并对以后各朝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探讨秦汉民族政治法律制度,不仅能发掘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而且对我国现今解决民族问题也有历史借鉴意义。     

秦汉时期吏卒归宁制度新探

丧假为秦汉时期吏卒休假名目之一种。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丧葬礼俗,多关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僚,丧制屡经变革。出土的简牍材料则从法律与行政的层面反映了更为基层的且显著不同的吏卒宁告面貌。包括吏卒的具体指涉与行丧的对象、丧假的长短变化、宁毕服役等问题。由秦至汉,既有承袭,又有区别。秦时丧假政策较为严苛,至汉则删繁就简,显示了国家的“体恤”态度。与此同时,为家中女性成员的奔丧规制,显示了当时社会里母亲的较高地位和作为妻子的女性逐步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