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伴随着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变革 ,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扩展至非人类存在物。这种生态伦理观的转变为当代生态法学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生态伦理视野中的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也是生态伦理思潮中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对自然价值的不同理解、界定将直接影响到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人类中心论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不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强调人具有比其他非人类存在物更高的内在价值，坚持人的主导性地位，主张以维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为价值尺度，对人类实践行为加以限制，人对自然负有间接性的义务。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以价值问题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价值中心论，主张将价值审视的目光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又经历了动物权利论的自然价值观、生物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观、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观这一演变，逐渐将自然价价值从生命个体拓展到生态整体乃至整个大自然，从而为人类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去关怀自然、保护环境提供哲学依据。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合议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人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得与失,于是出现了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其中,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关于“人类中心主义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论”的论争尤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二者观点似乎是对立的,其实,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者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二者的争论,促使人类理性地进行自我定位,努力探寻并走向一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自然中心主义辨析

本文认为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得出人类中心主义是个体论,而不是整体论,只有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是整体论,这实际上是把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和作为生物学研究对象的人混为一谈。把哲学上所说的人和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看成是同类。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整个生物界的协同进化,即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生物界,当认识到环境危机是由人造成的时候,根据他们的生物学理论,为了维护整个生物界的协同进化,因此就必须削弱人的力量,即人的社会性,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进入自然中心主义,这不符合哲学的根本任务。     

“人类中心主义”辨析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从人出发,而且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人出发来解决环境危机,较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一大进步。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不完善的,它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人坚持到底,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所以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人出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学、价值论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环境危机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生态伦理学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综述

当今东西方生态伦理学界的理论争论,主要围绕下列问题而展开,即生态伦理的理论出发点究竟应当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界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自然界是否享有不依人的利益而独立生存的自由权利,生态伦理作为道德判断是否应以关于自然的事实判断为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还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等等。综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旨在引起更多人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关注和支持。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及其启示价值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范式的质疑、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形态，虽然其学术理论观点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不断质疑甚至苛刻质询，但其在生态世界观的诞生，整体思维观的运作，经济价值观的转向，绿色科技观的生成，生产方式观的转换，文化自然观的整合等层面的重要的学术启示价值仍不容小觑。系统深入地挖掘其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建构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人面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把一个古老而严峻的问题重新摆在人们面前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并由此引发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 ,随着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深化 ,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两种观点的精神实质 ,建构起一种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已成为拯救人类走出今天生态困境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也是研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切入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重归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从价值论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也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必须对人类中心主义注入新的含义。      

反思环境审美中的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基于当前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美学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在主要的环境鉴赏模式理论中,卡尔松二元论构架与柏林特整体论都暗含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这种伦理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移是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是审美主体性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审美主体在环境鉴赏中的合法地位,并建立起一种自由且健康的环境美学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人类中心主义在不同领域中的是与非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该文认为，从人类的社会实践来看，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只不过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反对错误理解人类中心主义。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思想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生态困境的新思考。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寻求一种适中的中间状态,即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生态批判只是出发点,重点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其视为引起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从而以生态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既有传承和延伸,又有批评和曲解,需要批判地借鉴。     

相对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系统生态观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生态观是一个阐释人一自然一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论体系。它以自然观与价值观为理论支点,以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现实背景,从既承认自然的价值又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理论阐释中表露出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生态观中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基础,即区别于复古主义,又区别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价值学说。深入对马克思恩格斯系统生态观价值基础的思考,有助于深入挖掘其生态思想的潜在价值,从社会整体价值观层面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进程。     

环境法的伦理审视

环境伦理是把基本社会道德规范推广到自然界并把生态平衡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加以重视 。本文分析了这种伦理审视环境法的必要性,论述了环境法与伦理之间的两层关系：从价值层面上,环境法应服从伦理评价和伦理价值取向;在规范层面上,环境法与环境伦理是互补的不同规范。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伦理审视的可能性。最后,文章指出了伦理审视环境法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用什么伦理审视的问题,即伦理模式的选择问题;第二,伦理审视环境法的范围。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针对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失,深入挖掘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研究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技术主义倾向,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仅从价值观层面探导生态问题而忽略了价值观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是脱离了一定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抽象的近代机械自然观,其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只是一种幻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兼具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坚持了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坚持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定位,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了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