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张力：从平等的视角看

在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中,正义意味着平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应平等分配.在此理论视域中,权力为少数人占有的不平等事实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将会产生.为破解这一理论难题,本文拟从平等的双重维度即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来考察权力.在实质平等维度,权力不平等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在形式平等维度,权力以公平的机会平等形式向所有人开放.依据机会平等原则来检视,实质不平等的权力仍然满足了平等的形式要求.形式平等也为权力平等的证成提供了理论力量.同西方传统的经典民主理论相比,诉诸于分配正义的平等为我们看待权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路径.     

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

经济学界有关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劳动者收入是否与其贡献相称,但实际上应该关注含义更为广泛的分配正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主体因福利不平等和能力不平等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无法在形式化的机会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在现实的市场中,初始收入分配的不正义性不仅表现为工资收入难以完全体现劳动贡献,而且还表现为贡献相称原则忽视了异质个体的能力不平等问题。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由自然不平等衍生出的纠正正义。事实上,众多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都把收入分配、分配正义以及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探究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问题,致力于提高人类福利尤其是穷人福利的经济学更应该把分配正义当作核心研究议题。     

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分析

罗尔斯"公平的正义原则"主要探讨社会价值应该采用何种原则加以分配才能保障公民享有实质平等自由,从而确保结果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公平的正义原则"强调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正分配,强调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分配必须在机会均等开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差异性分配,对确立中国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具有借鉴意义:国家权力的适度介入有利于平等和自由;民主意味着村民基于"公共理性"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充分的对话、讨论、协商和决策。     

应得正义与分配公平

作为一种古老的正义观,应得正义在社会分配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为各种分配理论提供正当、合理性道义基础,它往往是与人们如何看待应得相关的。在初次分配中讨论应得,通常以贡献为主要依据;在再分配范围中申言应得,主要用在反对与限制某些不平等。分配正义总是处在应得原则与平等补偿之间。     

罗尔斯“民主的平等”之真实意义

当代政治哲学关于平等理论范式的争论一直是我们审视当代政治哲学发展变化的理论视角.在诸多的平等理论范式中,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则与众不同.罗尔斯的平等范式是由制度观念的"民主的"词义来修饰和界定,而其他平等理论范式则是以具体的善如机会、资源、能力或权利来修饰和界定.为什么要用"民主的"一词来界定平等,而且"民主的"在其平等观念中究竟意指什么,这是罗尔斯本人也没有解释和说明的.本文旨在从罗尔斯的文本里和后来相关的有限的论述中捕捉"民主的平等"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文章指出,罗尔斯把先行的基本的民主政治理念、解决不平等的分配正义理想和整个社会正义原则所表达的制度规范一起融合于"民主的平等"解释之中,构成了他运用"民主的"一词修饰和限定其平等观念的内在的真实意义.     

罗尔斯正义理论推进民主的诉求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从民主角度以"正义的两个原则"重新阐释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论,坚持个人基本权利平等不受侵害,通过差别原则的再分配提高最不利者的经济收入,试图将民主从政治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对差别原则进行"民主的解释",并坚持机会向社会成员平等开放,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待遇,从而扩大了民主的范围。罗尔斯主张从民主角度保护个人权利,既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又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精英式统治。此外,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基础上提出"重叠共识",进一步探讨了关于当代多元价值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探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于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

环境正义是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场在环境领域里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文章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指出城乡的不平等是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民主机制等解决措施.     

论罗尔斯“民主的平等”原则及其反驳

"民主的平等"是罗尔斯对自己的第二条正义原则的一种解释,他是通过自然的自由体系、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贵族制等等理念一步步推导出来的。这不同于罗尔斯对两条正义原则的契约论的论证。"民主的平等"要求我们采取措施消除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对于社会基本善分配的影响。因为这两种禀赋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任意的。这样就导致了差别原则的出现。而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若干批评,凸显了公平正义与持有正义的基本矛盾。     

政治冲突与政治共识创造——罗尔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对中国的启示

现代化带来的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经由政党机制和选举机制而导致政治冲突,并直接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生存。解决民主危机需要政治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宣扬的对话机制、平等协商和参与特征而有益于政治共识的形成。罗尔斯作为协商民主理论家,其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协商和选择,并因其对正义制度、正义分配以及平等论辩的强调而有益于创造政治共识。罗尔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中伦理秩序的建构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动态的理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和谐社会分别体现着追求民主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共生与仁爱的伦理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要惩治腐败,彰显法律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分配公平;还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积极向上而又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     

在分配与持有之间：执政党正义的逻辑基础

执政党的正义逻辑需要同时从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两种观念中寻找根源。在分配正义的观念中,罗尔斯强调福利平等原则,德沃金强调资源平等原则,桑德尔强调基于共同体的平等原则,麦金太尔强调历史主义的应得平等原则,沃尔泽强调基于共同体的按需分配原则。在持有正义的观念中,诺齐克和哈耶克则都强调首次分配意义上的个人持有原则。未来中国共产党正义伦理的构筑需要在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之间折衷。中国共产党应在保障公民正当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捐赠制度进行再分配。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执政党应在普遍国民福利和弱势群体福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正义与应得

分配正义的标准是社会正义的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社会应按照平等分配,因为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在古代社会,社会按照应得分配,正义的本源意义即为应得.正义奖赏德性,道德应得是首义;应得以优秀之善为标准,它依赖于社会角色;共同体为应得确立实践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结构.道德应得、社会角色和共同体三者共同维系了应得作为分配正义原则之内在标准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基础.然而,道德应得已经消亡;惟有个人应得方具时代意义.     

从慈善到正义——西方分配正义中的弱势群体观探究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正义是个人美德品质,“正义是德性之首”,救济穷人是慈善而不是分配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观是不平等的正义观,关注弱者不在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之中;康德在人人权利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正义问题,认为救济穷人是国家义务而不是个人义务,慈善是权利而不是恩惠;罗尔斯则提出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作为公平的正义”,强调了无条件的完全平等和有条件的不完全平等的统一,认为那种最大程度的增加社会弱者的利益和财富分配才是正义的,而且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公平正义,还应该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罗尔斯的平等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通过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原则与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原则的比较,提出了以公平的正义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原则。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不仅仅指经济领域的简单的物资分配,还包括对政治权力等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其所要求的正义不仅是一种算术上的平等,而且是一种比率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以义务论为基础的平等正义观,对善与正当孰更优先问题的回答,是罗尔斯构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性前提。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把制度正义作为理论的基本指向,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在承认且允许有不平等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不平等的限制,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权利与平等的张力对中国分配体制改革的启示

罗尔斯从民主的平等出发,支持国家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而诺齐克则从权利理论出发反对经济领域的再分配,对民主的平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二者的争论揭示了平等和权利的内在张力,使得社会分配如何兼顾平等和权利的问题突显出来。对中国当前的分配体制改革来说,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弱势阶层位置上的不平等经历——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二

不平等是一个正义问题,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平等会引发社会结构的紧张冲突,因此社会系统需要正义原则来调节、以保证社会合作持续稳定。国企工人在弱势阶层位置上经历了2种不平等。一是经济不平等,即工人的实际收入不能充分反映他们创造的价值,工资、奖金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利于工人;二是政治不平等,不是每个工人都享有平等参与企业治理的机会,民主选举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公正,权利不平等分配对普通工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国企工人的经历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对收入与权利的分配在个人之间作出了区分,基本社会规范没有使各种对权益的冲突要求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     

分配正义的三重幻象:哈耶克批判的路径

哈耶克认为只存在法律方面的平等和否定性的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概念.对"分配正义"的诉求表现出三重幻象,即:社会秩序是人为刻意设计的结果;存在社会正义为之服务的共同利益;经济平等是社会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     

正义的尺度何以可能?——南茜·弗雷泽正义观的政治哲学解读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正义观重拾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平等主义思想,并将"反常规正义论"的规范性力量定位在预设的"参与平等"原则之上。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发扬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以图实现社会文化、道德冲突语境下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不同,弗雷泽从全球化最新视域审视正义之尺的刻度,从再分配、承认、政治代表权等多重维度透视当下正义的实质、主体以及路径选择,最终努力实现一种批判—民主的正义建构模式。作为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的正义观为我们透视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正义问题的诉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从机会平等到运气均等主义——对当代平等理论中责任与运气的思考

平等已经成为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当代分配正义下的平等理论,首先由机会平等将＂责任＂概念引入平等的判断中,把实现＂免于歧视＂看作是平等的首要。之后出现的将反映幸福程度的个人偏好与责任联系起来的福利平等、区分选择与责任的资源平等、考虑到人的多样性与差异的可行能力平等,都可以归结为某种运气的平等。运气均等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人们的运气与选择,对坏运气的影响应共同承担,对个人选择的结果要个人承担。然而,运气均等主义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均等待人。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运气均等主义本身的缺欠,而在于分配正义本身。只有将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结合起来,通过民主平等保证分配领域的平等,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待人。     

亚里士多德的分配伦理观研究

正义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分配的伦理要求.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平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亚里士多德批判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认为比值平等,也就是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完全忽视数量平等,而是主张分配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已经涉及公平与效率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