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藏文报刊百年回首

2007年,中国大陆的藏文报刊正好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历史(1907—2007)。作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语文平面传播媒介种类之一,藏文报刊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上,并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藏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大众传媒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以历史的眼光,解析藏文报刊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轨迹、基本构架和传播特点。     

民族文字信息化的新飞跃

2007年1月29日，“多体蒙古文（混排汉英）印刷文档识别暨统一平台少数民族文字识别系统”（以下简称“统一平台少数民族识别系统”）在清华大学通过专家鉴定。该项科研成果首次在统一平台上解决了实用的多字体印刷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混排汉英的识别问题，完成了在统一平台上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和柯尔克孜文（混排汉英）文档识别的综合集成平台和系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佛教对西藏图书事业的影响

佛教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文化事业一部分的图书事业也不例外。本文通过阐述佛教对藏文图书的产生、藏文图书形式、藏文图书生产方式及藏区寺院藏书、佛经目录的编撰、佛经典籍的分类等几方面的作用，论述佛教对西藏图书事业发展的影响。     

藏文书法形态发微

一、藏文书法的历史形态藏文书法的书写媒介自然是藏族文字，而藏文的产生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7世纪前，藏族就已有文字，但尚不完备，主要为巫师、笨教徒书符、画咒、记述教义使用。到7世纪前叶，藏王松赞干布建立吐警王朝后，为与邻国往来和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的需要，他派遣大臣吞米·桑布利等人赴天竺学习，返藏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八部论，解释藏文的用法。与此同时，吞米·桑布礼还仿梵文兰查体创藏文正楷体，又据乌尔都体创藏文草书体，这些书体成为以后藏文书法字体的滥筋。藏文的创制和使用突破了藏语的时空限制，对藏族文…     

藏文报刊:生存与发展

自1907年第一份藏文报刊《西藏白话报》创刊至今,藏文报刊已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作为一种民族语言传播媒介,藏文报刊在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其不可替代性都不能不被正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新的信息时代,藏文报刊已经被发达的媒体挤到一个尴尬的角落,呈现出民族文字报刊普遍的危机症候。本文直面藏文报刊的生存状态,并就藏文报刊的发展表达个人的一些意见。     

关于藏文古籍数字化的思考

文章根据国内外古籍数字化的经验,就编制藏文古籍著录规则和分类法、使用统一字库和文件格式、培养古籍编目人员、利用和整合国内外现有藏文古籍数字化资源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现代化进程中的藏语文信息处理

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藏语文信息处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藏文软件如藏文文字处理及激光编辑排版印刷系统等,得以开发、利用。21世纪后,信息产业部把统一制定藏文编码标准工作放在首位,组织力量联合攻关,同时藏文网站也相继开通使用。这些都推动着藏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藏文典籍的分布及其分编问题

在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藏文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年。藏文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仅国内而言,就有六十万函,以现有的编目力量,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典籍的分编尚不统一,而尚未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到实践,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提到议事日程上不可的时候了。     

藏文编码:我们的宝贝孩子

藏文编码花费了我整整十年的心血，那192个编码比金子还贵重。国际标准化组织表决通过了以中国提案为主的藏文编码，意味着藏文可以在世界互联网上进行交换。1997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完藏文编码新闻发布会，我和我的先生及电子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三位同志第一批飞到拉萨，参加藏文编码的庆功会。随着飞机降落，舷舱打开了。我激动地从心底喊出：“拉萨，我梦中的故乡，我来了，来了”。西藏语委拉珍主任代表自治区政府，给我们每人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同时还发给每人一袋氧气，一粒珍珠七十九。离开兰州前我因冠心病住院，所有的人都劝…     

西藏分治割据时期的文化并未割裂——从新发现的9-13世纪藏文文献谈起

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的西藏,学界一般将其称之为分治割据时期或分裂割据时期,这是就西藏地方政治而言。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学界鲜有讨论。文章将20世纪以来新发现的以敦煌藏文文献、菩日文献、当许噶塘文献和塔波寺文献以及藏传佛教宁玛派文献为代表的9—13世纪藏文文献作为切入点,指出,在这批新发现的藏文文献中,敦煌藏文文献与其他文献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显示出西藏割据时期的文化并未割裂,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藏文文献汉译中有关地名的统一和规范化问题

随着藏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藏文历史文献汉译版陆续出版、发行,这不仅方便了国内外藏学研究者,而且对继承和发扬藏民族的优秀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译者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值得敬重。但是由于译者对原著理解上的偏差及出版界的校对、排版上的失误,有些译文中出现的错别字、语句不通顺、曲解原文等问题值得深思并需要梳理。文章主要以《青史》为例,分析、归类了藏文文献汉译本中地名译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文献翻译中地名翻译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己见。     

藏文古籍目录结构及其著录规则

本文分析藏文古籍的目录结构特色,归类普查字段,统一概念,制定既符合藏文古籍著录规则的特性,又符合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数据著录要求之规则。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石碑说话:见证中华民族的亲密——对话舒乙先生

舒乙先生的新作《见证亲密——纪北京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2011年8月在京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北京、承德两地多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并由此考证我国藏、汉等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年逾七旬的舒乙先生近年来多次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声呼吁。此次出版的新书,是他在遍访北京和承德两市刻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写就的。在这部书中,     

藏文史料中的“蒙古”称谓辨析

众所周知,在藏文史册中,对蒙古民族记载着两种称谓,其中一种不仅指蒙古,也对其它几个民族给予了这一相同的称谓。以前的一些著述,由于对蒙古的藏文称谓缺乏详细的了解,产生了张冠李戴的现象。所以,弄清藏文史料中对蒙古的称谓问题,对于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般涅槃经》定名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对《大般涅槃经》的定名有所出入，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所涉及的P. T. 0543、P. T. 0548以及P. T. 4261诸敦煌残卷进行内容上的重新考证并定名，可为后续相关佛经专题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     

霍尔即蒙古,亦即蒙古尔

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藏文古籍中的霍尔均指蒙古.蒙古尔是元明之际脱离本部形成新型民族的蒙古人,故藏文文献及现今的藏族仍称他们为霍尔.     

现代藏文辞书的发展

1834年,亚里克斯·乔玛·德·克鲁斯编纂了《藏英词典》,这是现代藏文辞书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格西曲扎藏文词典》《汉藏词汇》《新编藏文字典》等辞书的编纂出版翻开了现代藏文辞书出版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藏汉大辞典》《汉藏大词典》等一批藏文辞书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藏文辞书的发展。2007年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藏文大辞典》工作正式启动,藏文辞书出版逐步向综合性、百科性的方向发展,以适应藏族社会文化迅猛发展的要求,藏文辞书出版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主要辞书的介绍和分析,梳理了藏文辞书发展的历史脉络。     

藏文文献的历史性发展及其启示

藏文文献,源远流长。从创制藏文揭开文献历史的序幕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了13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藏族社会涌现了不少知名的著作家和翻译家。他们适应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藏文,翻译创作、著书立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史上藏文文献发展的成绩是光辉灿烂的。但是,就相同的一段时间而言,值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