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师的个性

正有一回,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5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把钱还给吴宓,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回了那5元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借他5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要!"有人把这话传给吴宓,吴宓说:"我不是为了5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还有一回,是在二十世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吴宓伦理思想略论

吴宓的伦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学"不同,吴宓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会通,欲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进而救国经世.吴宓伦理思想始终以对人的关怀为主题,强调以传统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学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终贯穿着其伦理思想的主题,因而吴宓坚持教育、文学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吴宓艺术美学思想新论

学界长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吴宓的艺术思想是芜杂且悖论丛生。本文从吴宓非系统性的论述中归纳出了他的思想路径,看其如何架起了中西古今文化的桥梁。他在诸多文章中所介绍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只是他思考的起点,即艺术门类之间存在性质区隔。他的思想成果真正体现于他结合中国文化思想所创造的"三境"和"音律"两个概念。与传统保守的古典主义不同,其艺术美学的思想核心是坚守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考论

1918年,吴宓在梅光迪的介绍下,师从白璧德先生并终身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考论吴宓早年对文学的极大兴趣,与报业的渊源及其办报的初步实践,在"新关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道德自律,以及清华7年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倾向性接受等,初步构成了他的知识框架,呈现出好德内省、新旧兼蓄、中西会通的思想取向。这些不仅是吴宓游美期间(1917—1921)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种子因",而且也为此后吴宓及其同仁创办《学衡》杂志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可视为"学衡派"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内心的文化冲突及其自救──吴宓前期日记研究

<吴宓日记>如实记录了新旧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引发的巨大冲突和震荡.日记中代表两种异质理想或生存方式的"二马"之喻,透露出吴宓在现代职业化生存和传统济世情怀之间的艰难选择;而"殉情殉道"之说则是他陷入情感与理智、道德坚守与世俗诱惑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无奈托辞.<吴宓日记>作为私人叙事的文本,履行着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的功能.它是吴宓的心灵自救之舟.     

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落花之咏”

陈宝琛、陈曾寿等作《落花》诗表达对清朝的怀恋和对逊帝溥仪的忠贞之心。这些诗作客观上有着悲惜文化衰残的意味。吴宓的《落花诗》在感叹文化飘零的同时,也突出了其固守道义的责任感。陈寅恪的咏花之作则是通过现实事件寄寓文化之思的,其中还浸透着他维护文化尊严、弘扬文化精神的"惜花"、"护花"之情。陈寅恪、吴宓二先生的咏花之诗堪称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悲歌挽词。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试谈主编《学衡》杂志时期的吴宓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话题中,吴宓与《学衡》杂志是分割不开的合二而一的话题之一。说起吴宓,人们总是要提到《学衡》杂志;说起《学衡》杂志,人们也总是要提到吴宓。这一现象本身,表明了吴宓与《学衡》杂志的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吴宓从1922年1月到1933年7月,作《学衡》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历时11年又6个月之久,构成了吴宓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阶段。吴宓主编《学衡》杂志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时期,是吴宓“以筚路蓝缕之力”企图“为亚洲建一新希腊”的时期,也是人们念念不忘、非议颇多的时期。剖析《学衡》时期的吴宓,即可认识吴宓全人之大半,即可窥视本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人生追求和社会选择之一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乞望得到有关学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人生-人性-道德:吴宓文学思想的内在结构研究

本文以吴宓的文学思想及其赖似支撑的新人文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了吴宓文学思想的基石与实质,提出"人生-人性-道德"为其文学思想的内在结构,同时分析了这一结构和批评模式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     

论吴宓诗歌格律思想的转变

吴宓对新诗形式的匡正作用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格律的固守客观上提醒了新诗派对诗歌形式的重视.随着新诗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从自由诗注重外部音响到新格律诗注重内在节奏的转折,吴宓的诗歌格律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认为吴宓只有对新诗的反动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无法圆满的悲剧--我看吴宓及其文化理想

作为“学衡派”主要组织者和思想家的吴宓 ,始终无法改变其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这种悲剧一方面体现为他的古典主义理想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实际明显脱节 ,另一方面则在于就是吴宓自己也无法调和“亦新亦旧”的内外矛盾 ,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了新与旧之间的孤独的文化旅人。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过于追求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次,对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强行纳入政治轨道不满.第三,吴宓对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哪些有价值成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吴宓等人思想之理论基础者,正是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北伐前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在文化立场上偏守旧,而学术取向则更趋新,有着与众不同的主动追求。主事者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他并无太多口号和宣传,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吴宓坚持讲授经史小学为主的"普通国学"与向西学开放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以师生必须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触方式挽救新教育体系下的师生疏离,通过分科以教授个人为主来颠覆西式的学科分类。这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后以吴宓辞职黯然结束。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