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本《六朝诗集》编纂考

《六朝诗集》是明代嘉靖年间刊行的一部六朝诗歌总集,根据有关文献推断,其编纂、刊行者很可能是蒋孝。虽然全书在刊行过程中经过了编者的改易补正,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讹误脱漏,但所收诗文大多依据了旧本,因此也就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     

《中州集》版本及流传考述

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最早的版本是蒙古宪宗五年新刊本与元至大平水曹氏进德斋刻递修本;明代有宣德广勤书堂本、弘治李瀚刻本和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光绪读书山房本;民国间有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元本,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排印本皆影诵芬室本.另外,《中州集》在日本多次翻刻刊行,后出转精者为近藤元粹评注本.     

《明史·兵志》沿革考

《明史·兵志》作为人们研究明代军制时经常征引的基本文献之一,其成文过程亦不容忽视。与整部《明史》的成稿过程一样,该《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其阶段性的成果分别是万斯同《明史·兵志》、王鸿绪《明史稿·兵志》、张廷玉《明史·兵志》。     

明代后期的《夷坚志》及其影响

文章通过对洪迈《夷坚志》各版本以及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后的各个传本进行梳理和比勘,证明了《夷坚志》各传本对于《六十家小说》(一名《六家小说》),以及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话本小说集的刊行所带来的影响,为还原明后期《夷坚志》各传本提供详实依据,对于深入研究《夷坚志》的版本及其传播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     

《巫山县志》纂修源流考

据现有资料,重庆市巫山县修志始于明代,迄今修志9次,现存县志7部,其中5部为旧志,均为清代纂修。旧志分散各处,相关文献记载亦不齐全。因此,对《巫山县志》纂修源流进行考证、梳理实属必要,这对传承巫山历史文化、推动学术研究、服务地方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

张岱原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明亡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明史的纂修。他对《明实录》屡遭篡改及各种当代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任情褒贬、曲笔讳饰等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决心对明代历史进行全面的整理,订正其中的“诬妄”。其史学代表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具有“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特点。在体例上仿效《史记》,但有所创新。其中序论集中反映了张岱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标准。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儒林外史》与明代民俗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儒林外史》所设置的明代背景一直被视为假托,论者们将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作者生活的清代,而不过多地探究作品与明代的关系,如此一来,便很容易造成对《儒林外史》文本理解的偏差,对许多涉及明代背景的描写视而不见,最终影响到对作品内容的总体把握.本文试图从民俗角度入手,探析《儒林外史》文本与明代背景的关系,希与学界探讨.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时期 ,“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 ,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 ,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明朝会官审录制的特点及现代启示

会官审录制度是明朝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制度在明朝时期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会官审录制对加强明 朝中央集权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会官审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和 蕴涵的精神意蕴对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仍有重大启示。     

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贸易略论

明末清初,官方专营的“茶马互市”衰落之后,由河湟回族为主导的民间群众性回藏贸易迅速崛起,遂成为藏区与中原各族间经济往来的主流。这种有着特殊内容的经济互动关系,促进了新兴回藏商业城镇的崛起及回族商业社区的形成和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加强藏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藏区经济繁荣、消除某些政治上的离心力,则是其它事业无法取代的。     

从《清实录》看乾隆朝对回民案件的处断

纵观乾隆一朝 ,法律之于回族颇严。虽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但在执行上往往走样。仅从《清实录》涉及回民案件的处断看 ,其处罚不仅比《大清律》正文明显加重 ,而且与他族同类案件相比较 ,对回族尤为严苛。充分体现了乾隆君臣“重法治回”的思想 ,暴露了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     

假设连词“哪怕”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

连词"那怕"的词汇化始于明代,至清晚期完成,先后经历了跨层结构、跨层结构和连词并存、连词三个阶段。重新分析是其词汇化的主要机制,前景信息背景化和韵律的促动是其词汇化的主要动因。在"那怕"的词汇化过程中也伴随着语义演变,语用推理是促动其语义演变的主要因素。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峨眉山佛教源流考

早期的峨眉山是作为道教名山而存在的,被称为道教第七洞天。东汉蒲公故事系宋人伪造,峨眉山佛教滥觞于东晋时期高僧慧持入山建普贤寺。峨眉山曾长期处于佛道并存格局,明清以降,才演变成为佛教名山。     

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评陆佃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

有人以为北宋大臣陆佃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其实不是。陆佃肯定青苗法的立法宗旨,崇敬宋神宗和王安石,只是对青苗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病提过意见。他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能据实直书,不为当时政治形势所左右。他反对元祜、绍圣间统治集团内部无原则的党争,并能正确看待党争双方的是非,主张各派势力和衷共济,振兴国家。结果,陆佃的愿望未能实现,他本人也被眨逐而死。这是一场历史悲剧．可作后人戒鉴。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