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唐蕃聘使考》补正

顾吉辰先生在《西藏研究》1990年第二期发表了《唐蕃聘使考》一文,对唐王朝和吐蕃王朝长达二、三百年间有姓名、职衔的聘使作了一蕃搜检,不但大致地构画出了唐与吐蕃关系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有关史料作了详细的整理,材料弘实,方便了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本文作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顾先生仍有相当一部分聘使未曾收进文章,而且在文章中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史料还不够完整。本着对吐蕃史和唐     

藏文史籍叙录之三

巴协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编纂的史书《巴协》,有大、中、小三种,其中《大巴协》收录在《洛扎教法源流》内。”又说:“《大巴协》中记载吐蕃晚期历史”。巴赛囊的《巴协》中并无吐蕃王朝后期的历     

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史料价值之探讨

文章透过现存的吐蕃碑铭与《贤者喜宴》所录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及与誓官员名录的比较,分析此二文献乃《贤者喜宴》作者亲见原件并忠实抄录于该史籍之中。以二文献所载内容,就有关吐蕃王室对当时佛教的认识,为何心仪佛教以及为何坚持弘扬佛法、当时吐蕃社会为何抗拒佛教信仰、吐蕃王室又以何种方式推广佛法等问题,阐扬其史料价值。该二件文献所附公元779年及公元799—804年间吐蕃官员名录,也提供了今人借以与敦煌古藏文卷子的比较与补阙,修正汉史料记载模糊不清的问题。     

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

"三尚一论"(zhang gsum blon 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 gsum blon dang 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王忠嗣碑》所见吐蕃史料钩沉

王忠嗣是唐开元、天宝间与吐蕃作战的重要边将,其军事生涯的起步、辉煌及终结皆与吐蕃有着紧密联系,了解其与吐蕃的关系显然对于研究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民族关系史及吐蕃史有着重要意义。然正史的相关记载却失之于简略,而《王忠嗣碑》则恰可予以补正。故现据碑文和各种史料,对王忠嗣与吐蕃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自1946年岑仲勉先生提出"附国即吐蕃"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放弃以往主要从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相比较的讨论范式,着重从"附国印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唐初关于附国和吐蕃的史料记载之背景来加以审视,印着重从观点、史料的发生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结论是,附国即吐蕃的观点在唐人和宋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史料记载的背景可充分证明附国不是吐蕃.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西藏与尼泊尔的早期关系(七——八世纪)

尼泊尔王国位于西藏的西南。在古代,西藏人称其为拍隅或洛拍.敦煌文献吐蕃史料记载:“猴年,赞普(吐蕃国王)夏季居住在拍波(尼泊尔)。”在洛钦·汤拉的记载中:“我们在洛拍(南部尼泊尔)是胜利者”。尼泊尔称西藏为蕃。在公元695年尼泊尔所颁布的古代历史文件中,称西藏为蕃、卫斯提。当时这一文件明白无误地宣称,吐蕃占领着波和达这两个地方。     

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

《新唐书.地理志》、《通鉴》胡注等,对于唐代石堡城、赤岭地理方位的记载是错误的。依此二书记载,学界曾误将唐石堡城的位置确定、标绘在今青海省日月山附近,而对于赤岭即今青海日月山,及其为唐蕃古道必经地之说更是先后相袭,以讹传讹。其实,唐蕃古道在陇右本有南北二道,石堡城、赤岭皆在唐洮州境内,分布在河州、洮州至河源通吐蕃的南道上,该道为唐蕃往来时常取的一大道,而且自唐至明清,一直对该道及其副线沿袭使用,未曾中断。《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应该是掺和了几条唐蕃道的内容,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对其出处和所记内容出现混乱或语焉不详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考证,所涉各地名方位亟待考定。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吐蕃七贤臣事迹考述

有关吐蕃七贤臣的记载,在许多藏文史籍中部可找到,但有不少矛盾之处。本文先就《汉藏史集》、《奈巴班智达教法史》、《贤者喜宴》等著作中有关记载,作一番比较和辨误工作,然后就七贤臣的事迹及在吐蕃(藏族)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加以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以及伦理亲情等,先撷录各书记载,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如<贤者喜宴>等),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作为考据时之依据,予以辨正.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     

吐蕃大相尚结赞考述——兼论吐蕃宰相制度变化的几个阶段

在唐代史料中,有许多关于吐蕃大相或宰相事迹的记录。记载较多的有吐蕃前期的大相噶·东赞(禄东赞)及论钦陵父子;中期的有尚结息、尚结赞两位大相;以及后期的大沙门钵阐布(娘·定埃增)等。考察唐蕃之间的往来关系,最为错综复杂同时也是来往最多的时期就是公元八世纪中后期,故在唐史中见于记载最多的莫过于吐蕃宰相尚结赞。     

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官称二三则

文章以两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所载及吐蕃宰相官称、中央的其他官称、边境军区官员衔称以及身份等为例,与吐蕃传世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以及后世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吐蕃官称作比较研究,以之作为论断唐朝究竟对强邻吐蕃是否有充分理解之判准。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藏文《贤愚经》研究综述

藏文《贤愚经》在吐蕃时期译自汉文,一般认为是高僧法成所译。然与汉文本相比,藏译本不仅品次有缺,内容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原因引人深思。近代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就此进行研究,取得不菲成果。文章结合史料记载,对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