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纪录片再现真实观念的再思考

回溯人类关于纪录片百年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纪录片理论的发展轨迹,大体由对真实的崇拜与追求,转而怀疑电影的真实能力,并不时在二者之间摆动。纪录片从特定的人类观点、立场、角度以及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对现实作出自己的解释。多义性和多样性应是纪录片创作的灵魂所在。     

作为一种风格的“真实”——以纪录片为中心对艺术真实的反思

作为一种美学理想的"真实"在艺术中有多重含义,可分为再现性真实、表现性真实和反思性真实。任何一门追求"真实"的艺术实际上都是将之作为一种"风格",即便在最真实的艺术———纪录片中都是如此。透过纪录片的档案性质,"真实"呈现为不可实现。"真实"对任何一门艺术而言,都只是一种风格,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概念推理与真实再现——哲学和历史学的对比

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哲学是一种凭借概念而展开的推理过程,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的任务是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相互攻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虽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相互攻讦,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观点（以克罗齐为代表）。文章最后分析了建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以及它的理论架构。     

论“情景再现”在电视法制节目中的运用

“情景再现”是当前电视法制节目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段,它以复现逝去的情景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显示出特殊价值.它增强了节目的艺术感染力,但同时又削弱了新闻真实.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事物原貌,把已经逝去但人们又需要了解的事物通过“情景再现”呈现到观众面前而又不失真实,是电视法制节目创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     

文艺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试谈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纪录片

由蒋樾、段锦川导演、制作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以下均简称为《暴》）自从在“云之南”2005纪录片影像展上展播之后,在网络媒体上引发了对它和周立波的同名小说之间的不小的议论。小说中,无论是贫苦善良、苦大仇深的赵玉林、郭全海等贫雇农形象,还是穷凶极欲、恶贯满盈的恶霸韩老六;无论是作者所正面描述的“挖浮财”,还是“扫堂子”,显然都与真实生活中的元宝镇相距甚远。     

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

从电视纪录片故事性的界定出发,分析电视纪录片故事性的本体构架,并从实践意义上对纪录片故事性的实际拍摄手法作一探讨。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纪录片客观真实性与审美艺术性的关系

纪录片所表现的荧屏真实与被表现的生活真实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真实性在纪录片中不但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且是审美意义上的。对现实真实再现可产生感人的纪实之美；创造性表现本质真实，可营造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人文主题通过个性化对象的诠释可创造人们认同的审美价值。纪录片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它的审美特性从根本上说，是要在生活现实中选取富有审美意义的过程来阐释生活的含义，在生活原貌的展现和典型意义的概括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契合，以达到表现作者创意的目的，再现生活的原生形态并使其蕴含一种超平现实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     

跨越时空的影像美：历史纪录片在当下的发展

传统的历史纪录片由于表现手法的单一和沉闷往往在审美上缺乏一定的可视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纪录片从创作理念到表现手法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嬗变。其中，《复活的军团》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堪称中国当下历史纪录片的代表之作。大量的“情景再现”、唯美的电影造型以及生动的故事手法不仅成就了《复活的军团》，更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下历史纪录片的发展新趋势。为此以《复活的军团》为例，以大众文化在中国当下的发展为背景，对中国历史纪录片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进行分析和探讨。     

略论审美性及其在纪录片中的呈现

审美性是纪录片的一个主要特点,它首先通过创作者主体意识的表达在纪录片中呈现出来,对报道对象和创作客体进行观照、思考和制作的过程,便是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审美创造过程;纪录片的审美性也显示在它的叙事特征上,往往呈现出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审美特点。纪录片所具有的审美性不仅是其作为纪录片应有的品性,而且永远应该是纪录片创作者美学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审美意识的具体呈现。     

西藏登山运动发展历程的真实再现——评邵生林教授《西藏登山运动史》

一 西藏登山队自1960年成立以来，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白手起家，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机构健全、组织严密、训练科学、管理规范的现代登山运动专业队伍。50年来，先后有77人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连同西藏登山学校的学员，已有112人登上珠穆朗玛峰。     

关于繁荣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探讨

近几年 ,电视纪录片已经出现了人所共见的衰落 ,这其中有外部原因 ,也有内在原因。外部原因是一些电视台把高收视率所带来的广告效应作为第一位的目标 ,不愿高投入拍摄纪录片 ,不愿意在黄金时段播出纪录片 ,这势必影响电视纪录片创作人员的创作热情 ;内在原因是一些纪录片远离普通百姓的生活 ,远离他们所关注的重大主题 ,缺少撼人心魄的力作。要振兴繁荣纪录片的创作 :一是电视台不要把收视率的高低作为衡量纪录片在电视节目中位置的最重要的标准 ;二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人员应该放弃浮躁 ,深入生活 ,充分认识自己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的普通生活 ,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情感 ,反映他们的欢乐与忧虑。     

关于纪录片美学的若干思考

纪录片作为融新闻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的综合体,它具有向观众传达信息、知识、价值取向的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是以审美功能为基础的。纪录片创作时应注入作者的美学思考,使美成为纪录片创作努力达到的艺术境界,以满足人们审美情趣的需求。一般而言,纪录片具有纪录本质的真实美、矛盾冲突构成的悬念美、人物性格刻画的个性美以及客观纪实呈现的朴素美。     

略论社会真实事件的修辞学研究

主体性修辞研究、鉴赏性修辞研究、修辞方式研究和社会真实事件修辞研究是修辞学最主要的研究形态。社会真实事件修辞研究最能直接服务社会,却少人问津。该研究形态具有研究对象的社会性、言语事件的真实性、研究题材的现实性等必有属性。社情民意,受众,语言传播策略,语言传播效果,常态舆论和流言、谣言、谣谚等特殊舆论现象是其具体研究对象。     

一部真实再现董作宾先生学术人生的传记佳作——郭胜强著《董作宾传》评介

董作宾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年代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殷墟考古和甲骨学上的贡献最为突出,被学术界誉为＂殷墟发掘的开创人,一代甲骨学大师＂,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甲骨学的奠基人之一,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列为＂甲骨四堂＂。1963年董作宾     

论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叙事中“真实”的再现伦理

自传文学这一叙事文类既要求真实,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成分,在真实与虚构间协调平衡是一个充满伦理选择的过程。对《安吉拉的灰烬》《吻》《说谎:一部隐喻式自传》三部颇具代表性的美国当代自传文学文本的分析表明:当主观真实比历史真实重要时,即使因各种原因历史真实出现偏差也不违伦理;当自传主真诚讲述时,即使讲述的真实人生故事不为主流社会规约所容,自传主的勇气依然值得赞赏;当自传主刻意在某一历史事实上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但他/她以此建构出来的身份也许更加真实。与传统自传(文学)相比,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屡屡突破真实/虚构、主观/客观之间的界限,以传达更加复杂的人生体验,这使当代自传文学的伦理问题更加微妙。     

试析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含义

新闻真实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单一的、个别的新闻的具体真实,另一种是由个别的、单一的新闻组合起来共同塑造的整体真实,二者共同构成了新闻真实的实际系统。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关系,一直是新闻真实论关注的重要问题。明确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含义,厘定各自的特点,十分重要。整体真实要求面临的困境,尤须引起特别的关注。     

真实与嬉戏:评朱利安·巴恩思的《福楼拜的鹦鹉》

从主题和形式的角度,分析小说《福楼拜的鹦鹉》如何通过对再现的质疑来说明"真实"的多元性以及如何通过戏仿和自反叙事的策略来构建多重的文本世界,表明其充满多元性和游戏性的后现代的文本特征。     

关于艺术真实、电影真实和现实主义的漫谈

本文讨论在哲学的意义上彻底界定真实的基础上,即坚持真实的不可复制的本质性特点,对长久以来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中艺术与真实的关系、电影与真实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等问题做了全新的阐释。目的在于提高电影理论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