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群体与太平天国政治冲突解析

士群体进入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对天国的政治生存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双方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政治冲突不断,具体表现在:决策系统士与非士的潜在冲突;基层士人群体政治抵制与消极怠工、政治嘲讽、政治破坏。双方政治冲突的负面效应:一是加剧天国政治动荡与危机;一是侵蚀天国割据基础,加速士人政治离异与天国败亡的进程。     

圣人之境——论儒家的超越本体

儒家学说是一套具有宗教性超越品格的价值信仰系统,其立“人”知“命”达“天”至“圣”的内在超越理路是基本清楚的。圣人之境作为一种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具有基督天国一样的绝对完美性和一劳永逸性。对于这样一种整体化的圣人之境必须予以打破,彻底破灭这种境界所给出的终极完满性。     

浅涉杜威轻叹学术

学问之道,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含海纳百川心态,方能学得到又用得上.杜威思想,在中国几起几落,而今又显其现实意义.实用是通往理想之途的必经之路;自由民主是教育的生命所在;教师是天国的引路人;教育过程没有其它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在丛生的意象群落中呈现诗魂--读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是对诗的创作规律有深切领悟的一位中年诗人，把强大的生命之火注入到丛生的意象之中，使意象成为诗人主观情思的对应物，这是段光安诗性思维的明显特征。丰富的生活积累，勤奋的艺术追求，对诗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独特见解，感受着诗歌这一崇高的生命形式的呼唤，使他的眼前展开一道通向诗歌天国的云梯。     

基督教信仰与乌托邦的变迁

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最早表现了一个苦难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这种关于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就转化为灵魂得救的天国福音,一个幸福美好的"千年王国"也从人间上升到天国。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又重新提出了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并且在德国农民战争和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虽然这些近代乌托邦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从基督教的天国救赎福音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解放理想转化的重要中介。     

李秀成与“天”“捻”关系——三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曾国藩的挟迫下,曾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缕述太平天国兴亡史事.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李秀成自述》当然不可能避而不谈.“我天国坏者,……是招得张乐行之害”.这便是他对天捻关系所作的概括总结,也就是说捻军的存在不仅于太平天国无补,反而成为导致天国败灭的重要因子.揆诸史实,斯言颇令人困惑.从李秀成方面讲,他原是联络捻军的先行者.1857年3月,他通过李昭寿与捻军领袖张乐行、龚德树接洽,在霍邱达成联合作战之协议.在捻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军得以驰骋淮河南北,李秀成亦因此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将领而被洪秀全超擢.如李秀成自己所说:     

《浙江学刊》征订启事

《浙江学刊》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辟有开放城市研究、乡镇企业研究、旅游经济研究、渔业经济研究、浙江经济史、杂文研究、矛盾研究、吴越文化研究、浙东学派研究、天国春秋、光复会研究、文物之邦、学术文摘等栏目.     

政治与军事对峙中的文学空间——太平天国与曾氏集团文学论略

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南京,这是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一个于草莽间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二三年间即建立了与清政府赫然南北对垒的政权,并蓄势待发,随时有挥师北上,直捣黄龙之势,这一事变对清政府来说,是比海外骚扰、五口通商更为直接严峻的生存威胁。清政府迅速调动军队,在南京附近设立江南江北大营,封锁长江沿线,组织对大平天国的防范与围剿。这种政治与军事的对峙     

恶魔与天使之争:论马基雅维利的双重面相及其治国之道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多维性和矛盾性,这种特性集中体现在他既为君主提供统治之术又为后世探索共和之途.善与恶,尘世与天国,德行与法治,强权与制衡,诸多看似矛盾重重的观点与背道而驰的政见实为马基雅维利双重面相的特定展现.这既是他对如何维护国家自由与公民自由这一双重价值的吊诡回应,也是他高超政治技艺与博大公共情怀的真实写照.用历史的眼光回到原著去探究这种矛盾与虚实,有利于在把握其思想脉络及运用之道的基础上解开“马基雅维利之谜”,谜底的揭示不乏现实的启示.     

学习《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廿六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所写的文章《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重要的明确的政治原则,同时,也给我们指出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在今天国內外的尖锐、复杂、曲折的阶级斗爭中,深入领会毛主席的这一思想,是富有现实意义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原则。为什么是这样?这是由阶级斗爭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今天,不论在一国之內,还是在世界范     

阳翰笙抗战时期剧作的美学风貌

在中国,现代话剧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缪斯之子。从这种在西方民族环境中诞生的戏剧形式“输入”之日起,民族化就作为一种探索与追求的目标,困扰和激动着许多中国话剧运动的有志之士。在这些。前驱中,阳翰笙是继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人之后,在剧作方面成绩斐然的一位。阳翰笙在话剧民族化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抗战时期进行的。他的八部剧作中,有七部(《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写于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冬。这七部剧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而言,都应当看作是一个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艺术整体,它们以各自独具个性的姿色共同呈现出一种民族化的美学风貌。     

“尘世”如何创造“天国”——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原则与逻辑演绎

结合物质利益问题困境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马克思超越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视野,将对宗教的批判推进到社会现实层面;通过深入研究宗教问题的本质,提出了解释与批判宗教现象的新原则,戳穿"天国"与"尘世"的秘密,回答了"尘世"如何创造"天国"的问题,彻底完成宗教批判。宗教批判的完成是展开其他批判的前提,也是解决人的解放问题的第一步,宗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     

现代性与恶的问题

现代性与恶的问题有着深刻关系。可以说,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力图通过技术手段和政治手段彻底根除恶的问题的一次最大尝试或冒险。但是现代性的这种建立地上天国的理想既降低了文化的目标,也导致了更大的恶。     

江南士人群体与太平天国文化冲突述论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 ,因需才之殷 ,曾与江南士人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互动。但太平天国政权由于缺乏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双方文化冲突的潜在危机始终存在 ,并随时间推移渐至表面化、公开化 ,最终导致士人群体离异天国的行为实践。士人群体与天国文化冲突 ,主要表现在 :消极应付、文化抵制、文化嘲讽、文化对抗。     

天京事变之真相——为东王杨秀清辨雪

长期以来,一部分研究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天国”)的史学家对天京事变(以下简作“事变”)所作的结论是:东王杨秀清因逼封万岁,阴谋篡夺天王领导权,被天王诏令韦昌辉、秦日纲等所诛。可是我们在探讨事变史实中,发现大量史料足以证明,天王褒封东王万岁是史实,而逼封则是伪说;东王之死,是被北王韦昌辉为首,有燕王泰日纲、豫王胡以(日光)、佐天侯陈承瑢等参加并得到翼王石达开支持的叛乱集团共同密谋杀害的,断非天王所命。     

心灵·心情

情感是深绿的，略带忧郁的那种，象少儿记忆中的河潭，潭面弥散着淡而透明的雾。因一束目光的注视——是来自天国的美学光辉吗？那潭面会起着明丽的脉动，如丝，如线，浅浅地，翕合着，象是在期待什么。     

道教聚落生态思想初探

道教在致力于天国世界构建的同时,也致力于现实人间仙境--洞天福地的营造和理想人居环境--生态聚落的选择和建设.前者以神仙思想为基础,将洞天福地大置于名山大山之中.这里树木葱茏、环境幽雅,既是神仙居住之所,也是道士修道成仙之地.后者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倡和选择临水背山、阳光充足、交通方便、供排水通畅的理想人居环境.两者共同形成了独特的道教聚落文化.当然,这种文化中所包含的一些不健康、迷信、落后、愚昧内容应加以摈弃.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厄普代克小说《马人》解读

在《马人》这部小说中,约翰·厄普代克采用了神话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突显了现代人的精神困惑。现代社会中的人如同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忍受着生活苦闷与失望的同时,仍在寻找精神寄托。然而在一个神性丧失的时代,这一切注定是徒劳的。神话与现实生活的并置增强了对现实表述的可能性,借此厄普代克细致地刻画了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即处于天国与尘世之间的人,已经远离天国,堕入尘世。《马人》的写作手法体现了主题与表现形式的完美融合。     

关于洪仁玗的绝命诗及其所反映的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今年是太平天国败亡的 14 0周年 (186 4～ 2 0 0 4 )。关于其失败原因 ,过去多强调外因 ,归咎于“为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所致。由于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故这一结论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本文则是对洪仁绝命诗中所反映的太平天国灭亡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从内因入手 ,即太平天国本身的失误来探寻其失败之故。其主要问题有二 :一为缺乏英雄之君 ,即缺乏杰出的领袖来掌握全局 ,高瞻远瞩 ,以争取胜利 ;二为未行德政 ,天国的政治腐败、严刑峻法 ,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凝聚力 ,动摇了政权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而洪秀全则非英君雄主 ,他沉湎于宗教而不能任用贤能来改革弊政、励精图治 ,遂致国势日衰终底于亡。故他与朱元璋相比 ,一成一败绝非偶然。总之 ,从太平天国后期内在的因素来分析 ,其覆亡命运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