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与性别呈述——也谈左翼电影的政治性

左翼电影作为民族危亡之际以抵抗内外统治者为主旨的社会文化实践,无疑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因而不能被"去政治化",也不可能被简单地"去政治化".因为即使以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甄别、梳理出左翼电影中诸多"鸳蝴派"的因素或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也必须回答:在社会和文化市场并不缺乏上述因素的情况下,左翼电影为什么别有一种吸引力?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不应一概而论,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干扰外,在本文的视野中,这一切并同时和它性别呈述的"高下"密切有关.如果说左翼电影在其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同时颠覆或改写、复制着男性中心的父权与夫权意识,那么其不同倾向的性别呈述也同时促进、或削弱着它的政治性.     

论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左翼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文化根基,左翼文化理应是上海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更与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左翼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论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策略及其现实困境

左翼电影文本指左翼作家及其同路人参与制作的进步电影。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话语,左翼电影采取了一系列的话语建构策略：采用暴露性的策略直接宣扬阶级意识与民族解放斗争;通过探索女性命运来达到社会批判或者意识形态规劝的目的;以电影歌曲来传达政治观念。但左翼电影在建构其意识形态观念时也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外,与左翼作家本身的唯物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左倾观念有着重要关系。政治上的急功近利使得大部分左翼电影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功用的关系,忽视了电影的娱乐功能。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影戏、吸引力电影与公共空间

中国电影发轫早期侯耀等文人即提出了“影戏”这一概念,意图将电影这一新媒介在地化。这种“影戏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国电影人及受众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也即将电影与杂耍、书写、阅读并置于纠缠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复杂话语网络之中。基于此,对于早期中国观众而言,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像奇观,更超越了画面本身,而与阅读、收藏、书写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早期电影人也试图凸显电影的社会功能,以此来规训这一新媒介。影戏认知所揭示的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焦虑这一问题所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20世纪对“现代”的追索过程中,电影成为了对现代性进行想象,并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的有力媒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其电影实践正建构在这样的认知和历史环境之下。左翼电影延续并强化了电影与书写、阅读、叙事的密切联系,同时经由对“看”与“读”的重要性的解读和调整,描绘了左翼人士对于中国何以借由电影触及现代以及对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借由软硬电影论争和丰富多样的电影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在电影领域开辟了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为针对于中国的现代、现代性道路之一问题的多元异质性话语留存了空间,进而使得左翼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广到电影实践,促成了民族电影影响力的扩展。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检视

发生在３０年代的“软性电影论”的争论,是建国前中国电影界涉及电影理论问题的最大的一次争论,由于过去一直以单纯的政治视角来对待,从而忽略了其中的理论价值,也遮蔽了“软性电影论”背后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的一种新型血肉关系。“软性电影论”者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同时注重电影的娱乐消遣性特征,反映了整个海派文人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自有其理论贡献。但由于它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激进的革命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偏移,既在横向的时代处境尴尬,又在纵向的历史上错位,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     

论左翼电影的艺术形式创新

尽管大部分左翼电影在政治功利与艺术追求之间选择前者作为主要目标,一批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却在继承中国电影传统和借鉴外国电影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电影观念,掀起了一场艺术创新运动,他们在叙事结构、影像语言以及有声电影的探索方面,以突出的创作实绩赢得了观众。当然,左翼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也经历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存在着不平衡性与局限性。     

1922-1936年中国国产电影之流变——以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文本作为实证支撑

通过对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1922-1936年中国早期国产电影文本的实证性分析就会发现,1932年之前属于旧市民电影时代,在此基础上新兴的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以及昙花一现的疑似政府主旋律电影、新浪潮电影和国防电影(运动),以其多元化的格局,又构成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之前的1930年代中国电影的整体风貌.     

早期电影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以《紫罗兰电影号》小说为例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与电影有关的场所、人物都成为不少通俗小说表现的题材,影院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重要环境。以《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为例,研究认为：一是上世纪20年代俗文学从电影处获得的创作滋养,为30年代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电影壮大了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俗文学的创作套路;三是电影不但成为小说的素材与题材,也影响了小说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     

传统"体贴"与现代"抚慰"——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观论

以往研究认为鸳鸯蝴蝶派是封建余孽、文学逆流,当下学界在认定它是文学现代化流派的一支时,又因其诞生于上海的殖民化语境,故过分强调它是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就其思想性与精神走向来看,该派既不放弃对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表现方式的继承,"体贴"了市民生存观念的"现时"性状态,又最早关注了历史现代性实现之重要标志的现代都市的形成过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非对抗性转换.自然,其发展到末流无疑是一种恶俗,既有损其文学性,也消解了它诞生初的先锋意味,有其消费文化的堕落一面.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怀旧与时尚所隐喻的影像上海及其文化悖论

近年来,银幕上涌现出一批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在这类影片中,上海往往以怀旧或时尚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适应文化全球化、消费化浪潮而产生的现象.上海怀旧与时尚影像事实上可以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重要参照而存在,但在当前出现的此类影像文本中,还存在着诸多文化上的悖论.如上海本土力量参与不足而导致影片不能有效地传达出地道的上海文化;底层群体在片中的缺席影响到上海文化的整体呈现;城市外部空间的过多展现对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挤压;影片氛围营造中对光、色等人为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导致作品的肤浅、做作.本文认为,导致以上悖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影像创作者们对城市现代性理解的偏差;第二,上海电影创作力量在近年来的急剧衰退,以及对其有效扶持的不够;第三,国家文化政策宽容度不足致使上海题材电影不能深入干预现实.     

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从通俗小说家到“新感觉派”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的城市意识幽微复杂,它既关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又折射华夏子民的城市文化心理。对通俗小说作家、左翼作家、早期海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关于民国上海的多元叙述进行话语分析,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可以透视中国人审视和接受现代都市的精神脉络及其文化意蕴。     

评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

中国左翼文学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文坛内外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不同的时代研究者以不同的话语方式进行评说,但毫无疑问,左翼文学总是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和政治文化纠结在一起,因此在较长的时间之内,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突出主体性:左翼启蒙派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突出文艺主体性是左翼启蒙派显著的理论特征,也是其理论建构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在政治话语压抑美学话语、个人话语的特定时代情境下,这批作家依然固守着某些"五四"启蒙文学观念,在尊重特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凸现个人话语,并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对文艺主体性问题的探究,在文艺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寻求一条有别于左翼功利派的文艺价值论路向,为在当时语境下展现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在艺术自主与政治他律之间寻求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心中的“风景”——夏衍论

本文意在透过我国现代电影的开拓者、左翼文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夏衍的回述性文字 ,关心并探询个人、人性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旅程。认为对于夏衍一代知识分子说来 ,虽然不能不承担有良知的现代中国人的无可逃避的命运 ,但有心灵来支撑 ,有所思有所知 ,结合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 ,坦承剖示 ,为百年来动荡的中国史 ,为现代中国电影史、文艺史 ,留下一份心灵的“风景”与思想录 ,是有本质意义的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