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的文体变迁

韵散相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结构方式.寄生词曲羼入话本小说后,于话本叙述体例、结构模式、语体风格等都产生明显影响.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文体变迁可分为三个时期:明前期话本受商业传播与读者接受等要素影响较少,因此寄生词曲的运用亦大致与宋元话本相似;中期话本入话体制逐渐趋于规范化,寄生词曲的议论功能不断强化;晚期话本中寄生词曲于小说体式的影响呈现出二极化的状态.话本小说中寄生词曲的流变从侧面映证了话本小说从早期的说唱文学之一种发展为成熟文体形态的文人化案头文学的演变轨迹.     

入话探源

“入话”作为话本小说所特有的程式化开头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出于说书人静场和候场的需要,应运而生。本文在整个文学史的背景之下,分析“入话”同诗歌的“起兴”、小说的冰糖葫芦式结构及唐代话本、俗讲的三方面关系,从文学传承角度进一步概括出话本小说“入话”的三个成因,对传统观点作必要补充。     

敦煌话本研究三题

敦煌遗书发现以前,人们一般认为话本小说起于宋代,向上溯源也只探求到汉魏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即使有人从《一枝花话》的记载,推知唐代可能有活本的存在,由于作品亡佚,很难考证出唐代话本的原貌。自从敦煌遗书相继发现《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庐山远公话》等唐代话本原卷以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唐代民间不仅孕育着话本小说的雏形,而且远及我国西部边陲已在广泛传抄。其中以讲史为主的《韩擒虎话本》,已经粗具话本小说的入话”、“正话”等     

从诗之"兴"到"思之兴"——《诗经》的兴与话本入话的关系及其意义

兴和入话有很多相似之处.<诗经>的兴与话本小说的入话都有开篇的结构意义,"兴"和入话相对于诗歌和正话都有过渡和类比的作用,两者都是原始诗性思维影响发展的产物,并形成一种由此及彼、兴发感动的思维方式.这种兴体思维对以后的叙事文学亦颇有影响.     

试论“三言”的入话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百二十篇,明冯梦龙编,有些篇是话本,多数是拟话本,代表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早期成就。“三言”各篇均有标题、人话、正话、结诗的结构体制,本文仅就“入话”作一些探讨。入话是话本拟话本小说中正文之前作为开篇的引子。“入话”这个词在“三言”中已经出现,“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徐老仆义愤成家》）。可见,“入话”在“三言”时代已是个“说话人”与听众都明白的大众化的词了。入话又叫“得胜头回”,《十五贯戏…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模式的盛行、局限与消退

因果模式在话本小说中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它符合了编者与读者欲在作品中寻求“天理”的审美要求;其次它能让话本小说的结构更趋完整。而因果模式的负面效应则表现为:忙于交待前因后果的笔法有时使作品显得支离破碎;庸俗的报应思想也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深度与力度;此外因果模式的固化使得唐传奇的改写完全失败。当然,随着话本创作面向现实的趋势的加强,作者的创作热情与读者的审美焦点,不再为因果模式所局限。因果模式这才逐渐被突破,而因果模式的瓦解,其实也意味着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体,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     

明清短篇白话小说体制的演变

发端于话本的明清短篇白话小说在体制上基本继承了话本的体制 ,但是到了明末清初 ,这种较稳定的体制被逐渐打破 ,为数不少的作品或淡化、取消头回和篇尾诗 ,或形成议论说教性的开头和结尾形式 ,或减少说话套语、叙述者隐退 ,或向中长篇体制发展等 ,越来越远离了话本体制的影响 ,也越来越书面化、文人化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评述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具有与前代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编选当代或近代作品、编选劝诫类作品和编选作品注重学问化三个方面。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实学思潮的影响、小说理论的成熟、文人小说观念的变化和小说文体通俗化的影响等等。通过对选本与原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小说选本的改编主要体现在删除入话或头回、改动原文错漏、删改原本中与主题无关的诗词等方面。     

论话本小说的奇书文体、转折性结构和劝谕图式——以《八洞天》为例

"奇书文体"是话本小说文体特征之一,而转折性结构则是形成"奇书文体"的重要叙事策略,同时,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劝谕图式"构成了"转折性"深层次的结构模式,它控制并支配着话本小说转折性结构的形成和运作.因此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劝谕图式"控制了话本小说"奇书文体"的形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构成了"奇书...     

《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标题形式并非“仿话本”——略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

文章通过对宋元“说话”及话本标目形式和《青琐高议》《绿窗新话》文体性质的考辨,指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并非源于“说话”伎艺或话本的影响,而是部分文言小说集通俗化的产物,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神话”和“现实”——《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一在话本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开头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讲一个“引子”,以引起在文,俗称之为“入话”。这类“入话”,在留存的话本里样式繁多,或以一诗一词,或以“闲话”,或以与正文相同和相反的故事“引起”。如果追溯这“入话”的由来。当是始于说话人的实际效用的需要。郑振铎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推想:“……‘话本’既是说书先生的‘底本’,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末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静肃场面,     

文人介入和盗贼系列话本小说的嬗变

盗贼系列话本小说指的是以盗贼为主人公的传记体话本小说。在它的故事演变过程中,文人的逐步介入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从一开始的文人缺席或无语到最后的盗贼导师,文人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小说中的重要位置。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促使小说中的盗贼品格越来越完善,从而能与社会形成越来越协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小说的发展命运,导致其最终消亡。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话本小说从说话艺人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转变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

最早的＂小说＂一词,实际上指的是文言小说。文言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不代表白话小说的审美自觉,白话小说的产生、发展与说书艺术密切相关。从说书艺术的渊源来看,说话艺术的出现应该早于话本,而话本创作是对说书艺术的模仿。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内容上没有承袭前人之嫌,虽然它们的模式大都相近,但是其故事已经不再见于史书,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和美学风格,可称其为一个文学流派。尽管它的情节关目颇具浪漫色彩,但毕竟是对真实的人与事的文学化反映,这正代表着它的成熟。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便由此开始。     

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发展规律简论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一大变迁”至少包括下列两方面的含义:一,宋元话本小说开创了我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新纪元;二,宋元话本小说为我国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宋元白话小说的产生,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如雨后春笋,竞相脱颖而出,以其众多的数量和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卓越地位。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变化尽管纷纭复杂,但仍是有规律可寻的。纵观其演进轨迹,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三点重要规律。     

李渔话本戏曲改编的风格与特点

在李渔创作的三十篇话本小说中有四篇情节新奇,于是将之改编为传奇.按照传奇生旦排场的要求,李渔对部分话本的主要人物作了调整和改写,重新确立了男女主人公.基于传奇篇幅和容量的增加,李渔采用双线结构,补写了部分情节,又从舞台艺术效果出发,设置了新的戏剧冲突,增写了武戏.根据戏曲集中性的特点,李渔将话本中人物进行了删减与合并,减少出场人数,压缩故事时间,形成了其戏曲改编的特点.     

明清世情小说的主体精神探析

同前代的话本及话本体小说相比,明清世情小说在艺术上有了质的变化发展,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作品中主体精神的日益强化。这种主体精神在小说创作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小说序跋中作者对创作心理的夫子自道;作品中自传因素的出现;小说主人公的理想追求。由于主体精神的增强,明清世情小说在内容方面,社会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表达对人生反思的倾向;在艺术追求方面,不少作者求新求变的意识相当明确。世情小说主体精神增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基本的是创作方式的变化,即由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的转变     

“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

中国话本小说普遍存在因果报应思想，这种观念不仅来自佛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上自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普遍具有的社会存在。反映在话本小说中一方面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话本小说的独特形式，以说话人身份穿插议论评述，经文人染指后更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话本小说果报观念宣扬了鬼神迷信思想，让受压迫群众安于现状不思反抗；在艺术上使作品容易流于人物塑造类型化，结构公式化的弊端。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思想，表达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理想愿望。     

再考《京本通俗小说》——兼与苏兴同志商榷

看了苏兴同志《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一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有些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苏兴同志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对公认的七篇宋人话本小说,苏兴同志只承认其中的五篇是宋人话本,而其余两篇即《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不是宋人的作品,而是冯梦龙编撰“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其实,关于这两篇话     

强势主题下拟话本小说的故事建构——以《滕大尹鬼断家私》为例

强势主题原则是话本、拟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现象,冯梦龙拟话本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从改编、叙述声音以及视角转换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主题对文本的结构,这种建构作为一个个案体现了话本、拟话本小说故事建构的一般特性。文本＂细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从文本的细微之处见出艺术性的构成与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