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政治整合：秩序与困局

中国的政治整合具有其历史资源,考察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有其必要性。研究发现,包括经济控制与利益整合、组织吸纳与整合、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法制整合、行政强制型整合在内的传统政治整合模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秩序目标,但这种控制型、凝固型的政治秩序到后期遭遇到了现代化困境,根源在于,传统中国是稳定导向的专制性整合而非发展导向的基础性整合,王朝与社会不能实现实质性整合,国家也无法走向现代化。     

政治社会化的作用及我国政治社会化的建构

现代任何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的实现不仅取决于该国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而且还取决于该国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与该国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密不可分。现代社会越发展,变革的要求越强烈,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问题越突出。所以对现代社会而言,只有全面地实现公民政治社会化,才能最终建立起可靠牢固的政治稳定基础。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更是如此。     

试析公民社会的兴起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迁,公民社会在中国逐步兴起并不断发展,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利于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政治民主的实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论域及展望

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缘起于中国政治学、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变化。目前,这一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与内容、形成与实现、困境及出路、目标与战略、未来走向及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政治发展研究将呈现出注重实证分析与现实问题和个案研究、注重政府政治体系与非政府政治体系并重等走向。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中西文官制度监督机制之比较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保持社会管理稳定有序的积极原则。因此,监督机制在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中皆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其运转功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权威和效率。所以为了保证行政系统运转的有序性、稳定性和方向性,就必须设置科学管理的监督机制。中国传统文官(职官)制度中的监察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提高古代社会管理与控制水平,促进发展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五权宪法理论,欲图以中国传统文官制度中的监察和考试制度,来充实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原则。故认真分析与比较研究中西文官制度中的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借鉴与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而且对当今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选择

任何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都必须以社会政治稳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 ,科学的选择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意义非常重大。对处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的我国社会来说 ,实现政治稳定既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要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 ,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这就决定了在我国 ,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之路在于发展经济 ;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在于民主建设 ;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之路在于依法治国     

论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稳定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非政府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载体,具有维护国家和社会相对平衡的政治稳定功能。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其实质就是对既有权威的否定,政治不稳定因素大致可归结为对政府权威合法性和政府权威有效性的怀疑。因而,对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消解和对政府权威的塑造是统一的。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消解,促进政府权威塑造就是其政治稳定功能的体现。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数量和种类逐年递增。近些年来,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政治民主化;培育公民社会;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控制权转移研究

以我国2006~2011年后股权分置时代控制权转移事件为样本,研究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研究表明,公司所有权为地方政府控制且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越低时,控制权转移更倾向于在本地公司之间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市场仍存在地区分割的现象。研究同时表明,公司与当地的政治关联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本地控制权转移,这也说明政治关联在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掠夺的同时,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也会增加,政治关联企业将更大程度地受到政府为实现扩大就业,推动本区域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等目标而实施的干预,所以更可能为达到上述政府目标而进行本地控制权转移。     

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