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控烟治理低效与增效进路:基于政府行为激励的分析视角

随着公共场所控烟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立法计划,这一长期未能有效落实的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具体而言,控烟工作的开展成效深受行政体制环境和多重利益互动格局的影响,源自于吸烟者、二手烟暴露的潜在受害者、烟草经营者、禁烟场所经营/管理者、科层绩效考核、控烟执法合作部门等多重利益的冲突-妥协,最终型塑了我国政府的具体控烟策略。因此,需要在牢牢把握政府控烟执法"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特征的基础上,细致探究该领域多元利益互动的微观机理,从而反观政府严格控烟激励不足的深层成因、为我国控烟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论其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对传统知识产权以外的其他知识产权进行探讨，并根据各自的特点与取得方式的不同将其他知识产权分类，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在考查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目前在其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制定其他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提出建议。     

域外规制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的立法研究现状与趋势

知识产权诉讼威胁（或曰侵权警告）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查明和制止侵权的方式,但恶意发送知识产权诉讼威胁,会侵犯相对人与利害关系人的正当权益、挑战交易安全、妨碍创新,由此引发的诉讼进一步加重了审判压力。由于立法对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直接规制的缺失,不仅无法发挥诉讼威胁的工具价值,而且导致恶意发送诉讼威胁现象频现。在认清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的不足后,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部分英美法国家开始在知识产权法中探索有针对性的规制方案。在立法进路上,代表性国家经历了分散型立法模式的阵痛后,统一修订模式开始浮出水面;在具体措施上,稳定的立法规制生态系统形成后,代表性国家不断出台创新性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域外立法规制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的守正与出新,对其他国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法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是其法律保护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知识产权法公共政策性的体现,也与知识产权法的根本旨趣一致.从本质上讲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传统知识利益之上形成的增量利益.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立法能够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提供一定的保护,但不全面亦不系统.本文在分析已有的立法实践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领域传统知识的保护途径,并给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完整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的确立——论科学技术进步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结合

2007 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国家资助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归属有重要修改，它与其他知识产权法一起构建了我国完整、系统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归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归属于单位、知识产权归属于个人三种情形。这样的制度明确了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利益的划分，有利于在保障国家利益前提下激发科研单位、 人员的积极性；但在可操作性方面，新《科学技术进步法》还有需要细化的地方。     

浅析我国环境立法目的的定位

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的目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将该法有关目的的规定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立法对立法目的的规定相比,在本质上其实还停留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定位为彻底坚持以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正义为根本,以维护环境利益为中心,以可持续发展为伦理支持,最终确立“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环境保护立法的终极目的与价值追求。     

知识产权法与技术、文化创新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率先确立了“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法律原则。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法律对于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确实已经而且必将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为实现创新的目标，现阶段利益权衡的重点应放在加强私权保护这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立法速度快，但技术力量、经济实力尚难与此相适应，且司法执法水平和公众的法律意识还落后于立法。这种不均衡状况，势必带来民族利益的损失和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近年来西方社会在法律上进一步强化对权利人的垄断保护。但一批专家学者认为私权的过度膨胀必将损害公众利益，损害产生创新的源泉和充分发挥创新的能力     

厦门经济特区立法若干问题再探

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限大于一般地方立法。厦门特区应用足用好立法权，将国家赋予的特区政策尽快法律化，同时通过立法增创特区新优势。在立法中尤其要处理好部门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防止立法中的部门倾向。     

《民法典》视野下知识产权合同法律规定的意定主义强化趋势及其影响

《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合同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意定主义强化趋势,这是民法典体系融贯性要求使然,也是当代知识产权法理念、技术、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适应性,对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时代,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际,全面促进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发展。     

我国专利法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局限性及成因分析

深入分析了我国专利法对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中在保护范围、保护时间、保护地域以及公开性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专利法保护高技术不力的一般原因是立法理念、科技发展水平、利益平衡因素,根本原因则在于专利权的法律特征无法在较大程度上体现高技术的技术特征.进而指出以商业秘密法保护为主,以其他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为辅是我国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法律选择.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比较法评析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受到严重侵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焦点,但现有国家、区域及国际立法存在分歧。本文以利益平衡为目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及制度借鉴。     

韩国环境健康管理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保护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健康状况,倡导“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理念,是我国“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在立法上妥善保护公民的环境健康利益,需要展开深入研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环境健康管理进行单独立法的国家,韩国的《环境健康法》在环境健康管理立法方面具有代表性,其在风险预防原则和接触者中心原则的指导下,规定了针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制度、与环境相关的健康损害预防和管理,加强易感人群的环境健康权益保护等。我国在环境健康立法保护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应专门法规,坚持风险预防原则指导下的易感人群保护,“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效地探索中国环境健康管理的立法保护之路。     

立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其他知识产权教学举要

“其他知识产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三大传统知识产权一样,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鉴于对传统知识产权的教学是循着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的立法规定展开的,其他知识产权的教学理应以现行法为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提供了兜底保护,立法将假冒注册商标等标识与侵犯商业秘密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将禁止假冒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规定为典型的反不正当竞争类型。知识产权法学教学中,其他知识产权的教学应当立足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教学重点应当围绕其他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产权的竞合和对传统知识产权的补充展开。     

论其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对传统知识产权以外的其他知识产权进行探讨,并根据各自的特点与取得方式的不同将其他知识产权分类,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在考查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目前在其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制定其他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提出建议.     

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知识产权立法障碍及应对

气候有益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知识产权制度第一次在世界贸易体系下实现了统一——达成了WTO协议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促进技术转让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国均应调整其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以符合这样的目标。然而,各国立法之具体设计并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而统一于促进自身核心技术的跨国转移。这导致了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至今难以向发展中国家有效转让。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现实困境,重新审视了主要技术输出国美国和主要技术进口国中国的专利和商业秘密立法。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促进我国气候有益技术获取和发展以及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利益角度,吸取美国立法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着手调整国内立法和外交策略。     

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分析——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并确认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程序性权利。然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并未就公众参与制度作出框架性规定,而是将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的义务施加给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鉴于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上述立法进展,本文将结合国际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从微观层面着手纵向分析我国在不同的环境公共决策层次上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此外,本文也将横向分析我国地方法规、规章和部门规章中公众参与制度发育和形成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法和既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框架,进而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文进行评述,更加明确地识别我国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相关立法方面的进步与不足,以便在“查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补缺”。     

中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在环境法律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与污染受害者沟通和交流,发现许多问题都是根源于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环境立法中的单向的立法理念,只注重至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这会导致法律与最初目的的偏离,从保护环境利益走向保护部门利益。因此,要寻求新的出路——发展双向融合的立法理念,即注重至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至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有机结合,通过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立法,发现环境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及时反馈到立法领域。从而在有效的互动中完善环境法治。     

我国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现状分析与对策

公众对知识产权内容不甚了解,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群体性侵权现象依然存在,个体侵权行为隐蔽,这主要是由于价格及性价比因素,加之知识产权意识与法规制度建设不同步,以及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滞后等原因。由此,提出针对性对策：一要平衡公众与知识产权者的利益,建立利益联动机制;二要强化知识产权的宣传．正面影响公众;三要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多举推动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提升。     

论对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文章从界定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概念和主要形态入手,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对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分析,进而考察其他国家对相关问题的立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律规制体系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