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创建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现代大学制度的合法性在于它创建与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历史传统的渊源、文化发展的共生、大学内外的制度环境和学术道德的恪守,在高等教育市场化中大学不能冲破学术道德和学术尊严的底线,在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中创建与创新现代大学制度。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之异同及其他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然而,道德和法律之间又有某种关联,这主要是因为道德也是法,可以叫做道德法或道德律。道德和法律可以沟通,只不过沟通的方式不是道德的法律化而是法律的道德化。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法,而一般的法只是道德的底线。     

底线道德的内涵与特征新探

底线道德是人类最低的道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一个基点,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把底线道德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视野,符合我国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首先对底线道德的内涵进行分析,认为其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在调整利益关系中符合善的最低、最基本要求而履行的基础性道德义务;其次分析了底线道德的特征。     

关于当前道德建设境遇的几点思考

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严峻形势下,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探讨了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存在逻辑联系,但并非简单式、机械式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传统威权宣谕式伦理道德教化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制度伦理建设在当前道德建设领域中的地位日渐突显;社会道德建设应提升至文化哲学批判高度,自觉实现对传统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物化与功利意识的理性批判,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的和谐共生。     

企业营销中的道德失范及其综合治理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益,许多企业突破道德底线,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企业本身的长远利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义利共生、见利思义,当自身利益与伦理道德相矛盾时,首先考虑伦理道德。只有通过企业的营销道德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会法制建设,将道德原则贯穿于企业营销的全过程,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整体和谐。     

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不仅制定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执法和守法也必须以道德为保证。强调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并不意味着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用道德标准取代法律标准,而是基于执法的道德要求。道德可以解决许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是法制建设的基础,道德建设应优先于法制建设。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通过立法,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

法律与道德关系复杂而多变,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总体遵循着道德梦想不断照进法律实践的务实路向,通过道德法律化进程不断展现着道德对于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影响,从扑朔迷离的玄思论辩逐步转向为经世致用的实际运作.这种流变路向所显示的智识与方法,对我们正确认知和运用法律与道德关系并服务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从法律底线走向道德理想

本文从解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着手,厘清公司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其中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想.而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关键在于探寻企业社会责任由法律约束通向道德规制的径路.现阶段,可以从法律对"社会契约"的维护和法律对"公司治理"的完善两方面,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桥梁.而未来,则应构建具有光谱化特点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规制.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哈贝马斯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

道德与法律关系是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论争的焦点问题。在批判和吸纳众多思想家理论精髓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试图重塑道德与法律关系。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归根结底是为了论证正当的法律如何才有可能这一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围绕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理解,同时在实践层面彰显出来。遵循从功能和规范层面进而深入实践层面的脉络,本文探讨和梳理哈贝马斯如何重新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审视他对法律正当性问题的解决路向,进而评价其理论优势及理论缺失之所在。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法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法理学的全局问题。不论是法律的本质、特征、渊源还是法律的作用、规范、调整,乃至法律的创制、实施、实现,无一不牵涉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而且就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许多重大的问题;法律和道德的区别、联系,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异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范围,道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

本文依次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道德的继承与创新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     

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     

早期文明语境中的道德与法律：基于政治文化的比较视角

中西早期文明语境中,道德与法律虽在产生上有先后之分,在本质上有自律他律之别,但从秩序提供和规范确立的角度,两者基本上是和谐统一、混而不分,同时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德法相容是早期文明的共性,突出表现为道德的法律化。中西道德与法律关系也有较大的差异性,价值文化、个性行为、经济形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导致差异产生的重要因素。早期文明语境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探讨仍能为审视当代两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论道德对司法的影响

道德和法律之间有密切关系,因此道德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司法。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道德对司法有相应制约,也表现为道德在司法中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为此,从分析一些相关案例入手来研究道德对司法的影响是一种切实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应该对这种影响的是非有清醒的认识。     

索洛维约夫法与道德观探析

法与道德是支撑社会有序运作、发展的两大动力系统,法与道德的关系是长期困扰法学家们的一个热点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以索洛维约夫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述为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对索洛维约夫法与道德关系理论作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