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講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它对于我國高等学校中政治經济学的講授,有很大的帮助。几年來,我們利用这本教科書作为教师講課和学生学習的主要参考書,比起教科書未出版以前,教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在几年來的教学过程中,我們不論是在教师准备功課或对学生的答疑工作中,对于教科書的使用也發現了若干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將使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講授質量進一步提高。現在把我們复旦大学政治經济学教师     

编和著

近來看到有些出版物,常把“編”、“著”以及“編著”这三者混淆起來,明明只是“編”或“編著”,却偏也寫上“著”。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坏風气,不能任令其長期流傳下去,因而,嚴格分清編和著的界限就是很必要的了。确定一个問題,从許多別人的著作中,將有关这个問題的最精采的地方,扼要摘錄下來,有条理、有系統的彙成一書,就叫“編”。(也有人在摘錄下來的文章前后,加上一些話使之連貫起來;有人將原文的部分地方改寫而不对改寫的部分加引号,也都叫作“編”。)用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的見解,才叫作“著”。也有些通俗的小册子,虽然只是复述,并無自己的見解,但由于已經过反复構思,重新用自己的語言把那些艰深难懂的道理寫成通俗易懂的文章,也应当算是創作而称为“著”。任何新的見解,总是从已有的許多     

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兒史記”

近來中国科学院歷史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准备以蒙古史为研究重点。去年十一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发起“蒙、中、苏三國历史学者合作編寫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会議”向我們提出兩个任务之一是中國历史学者和蒙古考古学者密切配合以中国史藉的記载,帮助解决蒙古考古学發现的问题。屠寄的“蒙兀兒史记”一書,无疑的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稽考明初修撰元史,潦草无剪裁,在正史中最为荒穢,清代学者发愤勘治,计有邵远平、钱大昕、汪輝祖、張穆、李文田、洪鈞、魏源、柯劭忞等辈。其间邵远平的“元史类編”僅就原書重編一过,新增资料甚少,钱大昕的“元史考異”于新史正文只成氏族表、經籍志兩篇,汪輝祖的“元史本証”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論“官場现形記”的思想性

李伯无所作“官場現形記”一書共五編六十囘。魯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列为晚清谴责小说的第一部代表作,可见此书对当时社会所起的深刻影响。但是小说史家,对这部小说的評价未尽相同,如阿英同志就曾眨低了这部小说的意义。他企图以李伯元的另一代表作“文明小史”来代替“官場現形記”,进而把“官场現形記”从反映晚清社会观的代表作中排挤出去。这个不恰当的評价,就是由于他对該书的思想性及其意义沒有进行很好分析的緣故。为此,本文試图对該书的思想性加以較全面的探討,希望同志們提出批評。     

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讀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兼評童書業先生的对“生產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性質的规律”的認識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号的“歷史研究”上讀到了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的“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使我深深地对苏联專家同志的学識的淵博与态度的謙虛產生了很大的敬意。这篇文章对我們全國研究古代史分期問题的同志們來說,应該說是有極大帮助的。我个人,就曾从这篇論文中学習到了很多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部理論問题來說,我     

“阿Q正傳”

一、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寫“阿Q正傳”的? 要分析“阿Q正傳”,我們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問題,就是,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傳”的?研究这一个問題,魯迅自己的話可以做我們的鑰匙。当“戏”周刊編“阿Q”剧本的时候,魯迅有“答‘戏’周刊編者信”,其中說:“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对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     

漫谈《马氏文通》

《馬氏文通》是1898年(清光緒24年,戊戌年)出版的,今年(編者按:指1958年)是它的出版60周年。著者馬氏,名叫建忠,字叫眉叔,江苏丹徒人。他的生卒是1845年-1900年。关于他的生年无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在他著的《适可斋記言記行》的“自記”也就是自序中談起过。关于他的卒年,說法不一:有《馬氏文通校注》等書說他死在1899年,也有《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資料簡編》等書說他死在1900年。我們曾經将这問題请問熟悉馬氏     

关于工农群众学哲学(开头的话)

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国广大工农群众和全体干部学习理論、学习哲学的热潮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本刊从現在起辟一专栏,以工农群众和城乡基层干部为对象,經常进行理論的通俗宣傳工作。現在先登“大众哲学”,将来还計划登載“大众經济学”、“政治常識”、“邏輯学入門”等。在这一栏內,除了連續刊載一些文章以外,我們还准备經常刊載工农群众学习理論的經驗、心得和学习方法,等等。“大众哲学”是根据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矛盾论”、“实踐論”这三部哲学名著所提出来的科学原理,結合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形势以及工农群众与基层干部在生产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而編写的。其中第一部分由中南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編写;第二部分由武汉师范学院馬列主义教研室編写;第三部分由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編写。本刊将依次刊載。“大众哲学”以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为对象,但主要是編給工人同志閱讀的,所以取材也偏重于工业企业方面的。我們要求各地党委和工人农民同志們大力支持我們,及时提供意見,帮助我們改进工作。     

評党晴梵先生“先秦思想史論略”一书

党晴梵先生著“先秦思想史論略”(下簡称“論略”)是1959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在“导言”中表明欢迎讀者的批評,所以我們提出一些讀后的意見,用資商榷。以古文字的考証方法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党先生是古文字学家,在“論略”全書里,用古文字的考証方法来解释事物、制度和哲学名詞的地方,真是触目皆是。我們認为,如果过分运用古文字的考証方法来分析思想史的     

校点“皮子文藪”說明—兼論有关皮日体諸問题

一“皮子文藪”十卷,是晚唐現实主义詩人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一至九卷是各种散文,第十卷是詩歌。关于書的命名及編輯的經过,作者在“文藪序”中曾作如下說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寿州)东别墅,編次其文,复將贡于有司。发箧叢萃,繁如薮泽,因名其書曰文薮焉。”咸通丙戍,是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也就是黄巢大起义的前十年。我們知道,唐代最重进士之科,但当时考試还沒有糊名的办法(試卷糊名始于宋真宗时),一个人及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平素文名。为了取得公卿们的吹噓,当时举子們通常是在考試之先將平     

“抓早”

“早”是什么意思?用古話說,叫做“先其时也”,用我們时代的語言来講,就是“走在时間前面”。夺得了“早”字,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正象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說的:“早字貴如金”。“早”是要靠人們发揮主观能动作用来爭取的,这就叫“抓早”。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是不停頓的,而又是有阶段的,因此,我們在做一切工作的时     

心中要有两个“的”

讀了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和《人民日报》編者按語之后,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真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許多話,都說到我們射箭运动員的心上来了。現在就来談談一些学习体会,作为向同志們的汇报,也作为对自己今后前进的一种鞭策。就从把祖国荣誉放在第一位的問題談起吧。徐寅生同志說:“运动員不应当以个人得失考虑自己的活动,而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我想,这是每个运动員都要解决的     

论语言中的词

引言 語言中的詞,無論关于詞的定义;关于詞在語言体系中的基本属性;关于詞在語言結構中的地位、范圍、职能以及关于詞的內容与形式問題等等,在普通語言学中,都是值得討論和研究的。 詞是什么?中國語法学家以往會經从不同的角度給詞下过定义。例如: 詞是“說話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語詞’”。(甲)詞是“語言的最小意义單位”。(乙)詞是“語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單位”,因为“我們听人說話,耳朵接触一連串声音,同时腦子里接受     

特鲁别茨可伊的音位学理论

音位学是一門新兴的科学,它出現在十九世紀末叶,目前在欧美語言学界影响頗大。我們在研究結構語言学时必須要研究“布拉格学派”。“布拉格学派”也叫作“音位功能学派”,以研究音位学著名于世。“布拉格学派”的創始人特魯別茨可伊用了十二年的时間写下了不朽的巨著《音位学原理》一書,1938年他逝世后才用德文出版,这时音位学才最后形成为一門独立的科学。《音位学原理》一書直到目前仍是一部材料     

听話的度量

我們党一贯提倡民主作風,許多同志久已养在了虚心听取各种意見的良好風气。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由于一些旧习慣的影响,总是喜欢听各种“順耳”的話,不喜欢听那种“逆耳”、“刺耳”的話。本来嘛,好話,正确的話,赞成的話,听起来气順;坏話,錯誤的話,反对的話,听起来不舒暢。可是,既然是干革命,就不能只願听起来是“順耳”还是不“順耳”,而是应当什么話都耐心听,直到听完。不容細說,对于有的同志,听那些“順     

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