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叶《中原》,南遵《洪武》"辨析

“北叶《中原》,南遵《洪武》”之说是戏曲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命题,明代以来对这一命题的误解主要集中在曲读层面。实际上该命题可分为曲读和曲唱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就曲读而言,无论北曲南曲,皆叶《中原》;就曲唱而言,北曲叶《中原》,南曲遵《洪武》。     

论南北曲曲调系统对词调的继承

词曲二体于宋元二朝先后成熟,并发展至各自的艺术高峰,它们在盛行时间上前后接替,体制上极其相似,流传都十分广泛,其间有千丝万缕的承袭关系。南北曲曲调虽不是单一来源,但词调(包括民间词调、文人词调)无疑是曲调系统形成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北曲、南曲对民间、文人词继承的不同情况,探讨南北曲曲调系统对词调的继承方式,发现北曲大多数来源于民间新生词调,继承文人词调者屈指可数;而南曲由于其体制天然与词相近,对民间词、文人词都有较多吸收,甚至民间南曲也受到了文人律词的部分影响。     

《南西厢》用韵研究

明代南曲《西厢记》由著名北曲《西厢记》改编而来,在明代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南西厢》的用韵既受到北曲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南音特色,很好地体现了在南曲初兴时期的用韵特点。     

冯惟敏南曲用韵考

对冯惟敏231首南曲的韵字进行归纳后发现,冯氏南曲用韵并非依据《洪武正韵》,而更接近《中原音韵》。但和《中原音韵》相比,语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表现在《中原音韵》的寒山、先天、桓欢、廉纤四部已经合并,廉纤的-m韵尾已经消失,且-m韵尾的消失具有不平衡性等。     

《南曲谱》阴声韵用字研究

南曲,是南宋以来流传于南方各地的南戏所用的曲子,最初是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北方的北曲并列为中国最古老的两支戏曲声腔。元代戏曲理论家周德清创立《中原音韵》是曲韵之始,为北曲所宗。至于南曲,明兴盛倡,宋濂等奉敕撰《洪武正韵》,成为南曲协律规范。故有“北叶《中原》、南遵《洪武》”①之说。但《洪武》毕竟不是专门韵书。后来清代沈乘麟兼采二书及其他前贤曲韵著作之长,著《韵学骊珠》,南词北曲俱适用,成为学者度曲矩范。但南曲用韵复杂,又无专门曲韵用书,对于研究南曲韵部有困难。本系列课题对…     

陈、白二氏《九宫谱》《十三调谱》考原

陈、白二氏所藏的《九宫谱》和《十三调南曲音节谱》是迄今已知最早的两部南曲谱。原书已佚,仅余其目载于蒋孝《旧编南九宫谱》中。其所创立的两套南曲宫调曲牌系统不仅为后世曲谱的编撰提供了基本框架,还对曲家的选曲联套等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学界对其性质、成书时间及宫调系统之渊源等,还存在着诸多误解。经考察,它们均为明初出现的南曲音乐谱,其宫调系统是随着管弦乐器开始参与南曲伴奏,并在当时戏曲宗元思想的影响下,分别以元杂剧和《董西厢》为模仿对象,逐步建立起来的。     

明教坊演剧考

明初宫廷教坊演剧的定制上承宋、元旧制,隶教坊、钟鼓二司,其演剧大抵为金元院本,以北剧为尚。教坊、钟鼓二司所呈献的剧目实有不同,教坊例于朝会宴饮时献艺,故淫亵不恭之剧必当回避;而内廷演剧则无须顾忌,其伎乐远较外朝丰富。明中叶迁都北京以后,宫廷演剧的重心移至北京,其时伶人以新声巧伎要宠,与宦官流瀣一气。而南曲诸腔渐兴,遂逐渐取代北剧独擅宫廷。南京教坊已经基本丧失御前演剧的职能,其辖下伶人官妓之工于演剧,乃出于兴趣,不再是谋生之计了。     

论曲的自由与不自由——兼及当下散曲创作

散曲的句格,一开始是比较自由的,当文人深度介入而使散曲律化以后,便不自由了,这体现着散曲发展的一种进步,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北曲的律化,与南方作家的介入和南曲的影响有关.曲的自由与不自由在曲史中是一贯始终的.在诗、词、曲三种传统诗歌体式的当下创作中,曲有着最广阔的发展前景.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琵琶记》的作者问题

《琵琶记》的评价,从它问世以来就有分歧。而高明是它的作者,几百年来众口一词,没有怀疑,直到最近彭飞、朱建明同志的论文《琵琶记非高明作考辨》才对此提出异议。他们的论据,有的可以见仁见智,作不同的解说。如作品反映的大饥荒是否局限于某一地区,既可写实,也可虚构,不足以证实或否定高明的著作权。对此可以不加讨论。主要论证如下: 钮少雅、徐于室《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在清初顺治八年(1651)编校完毕,十年后     

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成为研究个案

中国民歌如按流行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乡土民歌(乡村)与时调小曲(城镇)两大类,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渊源关系。但如要从乡土民歌中划分出时调小曲,做出畛域分明的区分界定,又颇为困难。从明清之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歌》(乡土民歌)演变为《凤阳花鼓曲》(时调小曲),最后形成《花鼓戏》(戏曲)的生成过程,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时调小曲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形。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昌孟戏民歌时调的美学书写方式与原生态特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戏曲传播学、史料对比及美学等理论探讨广昌孟戏中民歌时凋的遗存与特质,着重分析了明清戏曲中遗存的民歌时凋元素问题,重点对明万历以后流行的《驻云飞》、《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寄生草》等时调,以及清与近代的小曲《夫妻观灯》等六支民歌时调的曲牌音乐体系进行了考辨分析,以冀解读明清地方戏曲民歌时调的遗存与特质。     

对同宗时调民歌研究的认识与思考

近年来,有关＂同宗民歌＂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果,但它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辨析的问题。同宗时调民歌的主要研究核心当为＂民歌类俗曲＂,但研究对比的范围可以扩大至戏曲、曲艺音乐当中保持民歌形态的小调音乐;同宗时调民歌之＂源＂民歌的确立应有力证,同时应注意同宗时调民歌的音乐流变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地方风格子体民歌取样的代表性以及民歌研究历时性研究视角的重要性,等等。     

《西洲曲》与南北朝长江军事分界线——兼论《西洲曲》的创作时代

《西洲曲》爱情故事与南北朝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变动密切相关,当长江南北之间交通自由时,江北男子曾到江南与江南女子相恋,后来长江南北之间交通断绝,双方不能见面、通信,唯有隔江相思。南北朝之间边境防守严密,禁止通行,故可称之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南北朝时,只有梁末至陈代前期（549～573）及陈代后期（579～589）,长江两次成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西洲曲》爱情故事的历史地理背景,当为梁末至陈代前期或陈代后期江北地区属北时的长江下游地区。《西洲曲》声律有局部粘对,亦与梁陈时期近体诗声律发展到局部粘对甚至全部粘对相一致。从《西洲曲》的历史地理内容及声律看,《西洲曲》当是梁末至陈代的作品（549～589）。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

塞人是古代生活在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以及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总称。塞人分布地域广阔、构成成分复杂、生活方式独特、风俗习惯怪异。塞人的迁徙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塞人是最早沟通中西交通的使者之一。     

“操守完美”的殉道者——民初言情小说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比较

出现在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是一些柔弱善良、谦卑忍让的贤女良妇,她们背负着沉重的礼教重荷,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相比,她们缺乏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叛逆精神,既无勇气维护个人的权力,更无力量去和命运搏斗。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从古老的封闭的宗法制社会转向近代开放的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困惑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