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中的“认同”:治理视域下清代湘西苗疆之均田抗阻案

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被"平息"后,傅鼐等在湘西苗疆全面推行"均田屯防",以此为苗疆治理之核心举措,维系苗疆秩序与稳定,但其"均屯"开展也遇到苗疆部分民众抗阻。清朝政府迅速"勘明"处置,保障湘西苗疆"均屯"全面完成。清代湘西苗疆的均田抗阻案反映了其时苗疆"边地"治理的实际情势、"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的真实面相,更表现了苗疆民众逐渐形成一体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重新发现小农——解读《新小农阶级》

正小农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持有不同社会思想和观点的人交锋的战场。对于"小农"命运的探讨以及"小农"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汗牛充栋,产生了"小农消亡论"和"小农稳固论"的争议[1]。在实践中,试图将传统小农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息,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试图消灭小农的战争中始终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小农仍旧广泛存在于世界的各个地区。范德普勒     

马克思小农特点论述的宪政分析

马克思对小农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所言小农的这些特点,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国家宪政道路坎坷蹒跚的缘由:小农的脆弱使它呼唤专制和集权;小农的隔离状态使它淡漠民主;小农的安于现状使它排斥政治变革;小农的听命于天扼杀了对自由和人权的强烈需求;小农"打土豪分田地"的均平渴望开掘了财产权的坟墓。就宪政的角度而言,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于实现农民向公民的身份转变。     

“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调查与思考——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计选择调查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是在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推进下,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问题,也是城市化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在"城中村"诸多的问题中,居民的生计问题就是难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要真正解决好"城中村"问题,应特别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解决"城中村"人的生计问题入手.对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计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的理性选择进行了初浅的分析.     

东魏北齐灭亡原因新探——以怀朔镇勋贵的经济特权为中心

东魏北齐政权的怀朔镇勋贵主要是靠特权形成了自身的大土地占有制。而东魏北齐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主要是维护怀朔镇勋贵的大土地占有制,而非个体小农。其所实行的均田令并没有缓和因土地兼并引发的空前严重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怀朔镇勋贵维护既得利益和广占土地、招揽依附民的又一途径。这使北齐国家控制的土地和编户越来越少,从而动摇了北齐国家的根基。东魏北齐国家的食干制也主要是为了保证怀朔镇勋贵大土地占有制有稳定的依附人口和力役来源。出于认可怀朔镇勋贵的政治地位和其群体作为军队主要将领的政治考虑,东魏北齐国家还纵容放任怀朔镇勋贵的群体性贪污行为。维护包括怀朔镇勋贵在内的整个统治集团的特权,是东魏北齐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而这也是东魏北齐富而速亡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化小农”到“消费小农”——基于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研究本土化和主体性缺失的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回应。然而由于社会化小农在伦理关怀、政治关怀以及小农形态解释上存在的缺陷,使得这一分析范式在农村治理研究中存在争议。同时,社会化小农对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消费膨胀压力的过于掩饰,导致其与农村市场化逻辑的不断脱离。而对于私人生活变迁的过多关注也导致其研究的公共性的严重不足。相对而言,消费小农发展了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优势,并能够还原农民的真实形态,同农村市场化进程本身相契合。伴随着农民由个体消费向公共消费的延伸,消费小农也不断从私人的生活领域走向公共的治理领域,消费小农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也由此产生。     

东魏北齐国家的权力结构与豪族大土地所有制

东魏北齐的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以高欢为代表的北镇勋贵手中,这使得东魏北齐国家的经济政策完全以维护北镇勋贵的利益为中心。为了维系国家正常运转,东魏北齐曾将抑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重点放在相对容易的搜括荫户之上。但是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均田制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单靠国家强力推行的检括行动收效甚微。北齐中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河清均田,也没有触动豪族的大地产。普通小农也没有在均田中得到多少利益,相反在国家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压迫、豪族大土地的兼并下,很快破产沦为豪族的荫户,从而使得北齐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一个"非理性"制度的"存在理由"——论法国旧制度时期实行谷物管制的原因

谷物管制是法国旧制度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然而,它长期以来遭到学者们的误解和批判.其实它顺应了绝对君主制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迎合了重商主义的战略目标,与民众的"道德经济观"相应和,也和生计型经济相互依存.因此,谷物管制虽然在重农学派和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是一种"非理性"和"低效"的制度,却在法国旧制度时期有其存在的理由,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和作用.     

规则与秩序:庭院空间生产的小农行动逻辑——以丽江金山白族Y社区为例

规则可用于分析国家权力制度变迁和乡土社会秩序流变。社会规则生产的终极目的和无意后果在某种程度上权威性地投射出个体与社会关系重构图景。规则作用于社会秩序的调节与其在制度建构中的演化和生存独立性相关。以庭院空间生产中小农的行动逻辑来解析规则的生产是从微观视角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生发与规则形成进行解读。小农作为农村最重要的劳动力主体和社会组织,透过其在庭院空间生产中的行动逻辑,可分析农村社会秩序变迁与规则生产过程。农村社区庭院空间生产过程是规则运作下小农行动策略的连续调整,从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变迁场域中抽离出庭院空间这一小农行动空间,探析"规则—行动"框架下小农行动逻辑是了解小农行动的新视角。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现代小农制历史地位的百年论战及现实意义

最近100多年来,国际理论界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和"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论战一直争执不下.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大农场(户)排挤小农场(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当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中国自明清以后的600余年,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维生型农业"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终结和现代农业的转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虚置产权"和"平分机制"的体制障碍,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致使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我国理论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双赢之美——罗马共和国前期小农阶层稳固存在原因之探析

罗马共和国前期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小农阶层,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小农阶层为了自身权益而掀起了斗争;第二,统治阶级与小农双方的妥协达到的双赢为小农阶层稳固存在提供了重要保证;第三,双赢下平民贵族的合作使得国家领土的不断扩展,为小农的稳固存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试析杰斐逊经济思想的转变及其连续性

杰斐逊的经济思想是其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任总统之前的杰斐逊主张以农立国,建立"小农共和国".就任总统之后,其经济思想由单纯的以农立国转变为农商并举,鼓励支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杰斐逊的经济思想有其连续性,主要体现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一以贯之和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鹄的.     

北魏均田制颁行时间再议

关于北魏均田制的颁行时间,魏收于北齐初年所撰《魏书》之《高祖纪上》载孝文帝太和九年十月丁未下诏颁布均田制,《食货志》亦载太和九年诏行均田,其后相关文献的记载均无歧异。同书《李安世传》载其所上疏中有"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及"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而《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年二月甲戌初立三长。对于这一矛盾,现代学者就均田、三长两制的实施究竟孰先孰后提出了不少看法,迄未取得共识。研究者或通过对均田、三长两制内涵的解释以调和文献记载的矛盾,或谓《魏书》关于两制尤其是均田制颁布时间的记载有误,认为均田制的颁行是在三长制之后。综合现代学界代表性观点,考析相关史料提供的明确证据,均田制的颁布当是在太和九年十月,而其完全实施则经过了数年时间,《高祖纪下》所载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诏显示均田制已全面落实。     

释北魏均田令

人们大都认为北魏均田令主要规定了一个成丁的男子可以从国家手中均得一百亩土地,其中二十亩是可以作为“世业”的“桑田”、八十亩为人死后还须交还国家的“露田”。认真推敲法令条文,发现这种传统的解释未必妥当。北魏均田令除了承认土地主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外,其实是对有土地的人和无土地者(以及官吏)分别作了不同的“均田”规定的。有土地的人可以按其拥有的劳动人手均得“露田”,即荒田;其中,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小农户问题研究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一股"小农情节",他们坚持以小农为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本文认为这是对十九大精神的误解.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发展有机衔接的主要原因是尊重小农户消亡的历史规律,尊重小农户的主观意愿和价值诉求.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小农合作化、订单化、...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

多维贫困研究的三种基本分析框架未能实现贫困研究结构主义范式与个体主义范式的有效融合,对结构性致贫因素与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在相互建构机理解析不充分。以生计资本转换(交换行动)为切入点,依据行动与结构的"嵌入性"关联来分析区域交换系统对转换的影响,并阐释生计风险、国家制度如何影响转换,能够融合三种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建立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获得生计资本福利是生计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交换行动嵌入于区域交换系统受到交换属性制约;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是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内核;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维系了社会分层并导致社会排斥,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对于维持社会排斥或促进社会融合具有关键意义。     

李安世的均田疏和北魏实行均田制的历史条件和作用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此后根据这项法令推行了均田制。尔后北齐、北周、隋一直到唐玄宗末年(公元755年),前后历二百七十年都实行着这项由国家调配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这一均田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创议均田的是李安世。本文就李安世的经济思想和北魏实行均田制情况作点评述。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非自愿移民生计分化研究——基于浙江临海两个村庄的调查

非自愿移民生计问题是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非自愿移民搬迁后,以"家""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网络关系被打破,原有的生产与经营基础被削弱甚至被摧毁,非自愿移民的生计分化被重启并急剧变化。为保证最基本的生计安全,在迁入初期,非自愿移民生计行动偏好于实物性收益,其非正式关系网络也形成以血缘为主体的关系网络。在迁入的中期,非自愿移民更加注重并偏好于货币性收益,通过各种交往互动方式重构与拓展了以本地为中心的新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谋求更有价值的生计道路逐渐通畅,非自愿移民的贫富分化加剧。同时,乡村精英是非自愿移民避免陷入生活贫困"沼泽"的重要社会机制,构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合作性网络机制以及一个包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非自愿移民等社会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发展支持体系是实现非自愿移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农业现代化的反思与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的"存"与"亡"成为学术界和有关部门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基于农业现代化与传统小农之间生产方式差异性的判断而形成小农经济消亡论。然而,执此类观点者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强势之下所引发的农业功能错位、农业经营主体不明、农业大规模经营失灵等问题,忽视了世界农业经济"小规模"经营回归趋势,由此形成对小农经济的认识误区。中国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认识:因自给自足及低劳动力成本而形成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生产性),因蕴含农业生态性而促成多元化农业发展(生态性),因体现生命价值与人性而成为农民生计底线(生活性),因维持着乡土社会稳定而成为乡村文化载体(文化性)。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所在是正确把握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困境及化解路径的前提,也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