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面相遇在一起--多恩忧郁的解剖

多恩所处时代传统观念在新科学的冲击下 ,思维方式正处在转型之中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力图揭示出这种时代背景对他的创作的影响。通过文本细读 ,本文认为多恩的诗作中存在着“合一—死亡—复活”这一模式的循环 ,并指出了这种循环在爱情诗和宗教诗中的不同体现 ,试图以此说明多恩忧郁的原因。     

多恩诗歌的巴罗克视觉化表达

17世纪英国著名玄学派诗人多恩虽在视觉艺术方面鲜有成就,但由于其个人对绘画的喜爱以及与欧洲视觉艺术的频繁接触,使得多恩具有很强的视觉意识和视觉表达能力.多恩诗歌通过奇喻、变形修辞、色彩化和空间化等方式加强文字的视觉表现力,构建出新颖别致的视觉图景.这些视觉化处理方式体现出多恩诗歌对模仿艺术原则背弃后,走向了内心化、主体化,是一种巴罗克视觉特征.巴罗克视觉化处理不仅揭示出多恩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加强了诗歌思想上的张力,而且展现出多恩诗歌的丰富视觉文化内涵.     

从道家艺术人生观解读诗歌《死神,你莫骄傲》

约翰.多恩是英国文艺复兴末期的诗人、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以及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比喻新颖,具有浓厚的思辩特征,他的诗歌充满了奇喻和怪异的隐喻。在《死神,你莫骄傲》这首诗中,他看透生死,体现出了一种艺术人生观,这与道家庄子笑谈生死的艺术人生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用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艺术人生观来解析约翰.多恩的诗歌《死亡,不要骄傲》并且从中得出人生的感悟。     

论约翰·多恩的乌托邦式“大同”思想

英国17世纪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他传奇式的生活经历中始终坚持着“合一”的信念。这一信念源自于他的乌托邦式“大同”思想。该思想体现在多恩的宇宙观、婚姻观以及宗教观上,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理性时期的多恩追求平等、永恒和合而不同的哲理。     

论梁斌长篇小说的叙述模式及其文化意味

梁斌的长篇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红色叙述模式,它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来描述革命的曲折历程,人物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类,在方法上强调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种叙述模式与作者的无产阶级感情及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一种同构的关系,叙述视角、人物形象等构成一个复杂的隐喻世界;同时,这种叙述模式在50年代盛行一时,体现出特定的时代文化意蕴.     

玄学派诗人的男权意识与殖民话语

摘　要：许多评论家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诗艺、风格的细读分析上,而忽视其与世事的联系.但借助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双重视野可以发现,事实上,在玄学派诗人主将约翰*多恩常用的诗歌艺术手段如巧智、奇喻背后,有两种权力话语在运作:一为男权中心话语;一为殖民话语.这两种话语在诗人作品中无意识的反映,既有生理的、文化的因素,更与当时的整个时代氛围和诗人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玄学派诗人以其创作的诗歌文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殖民主义者建构"他者”的文本世界的过程.     

论多恩及其诗歌的"间性"特征

通过后现代的视角,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新批评的细读法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及其诗歌的“间性”特征进行分析,从而审视古典时期的多恩及其诗歌的某种后现代性特征。认为多恩用巧智和奇喻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由碎片拼贴而成的独特的隐喻世界,他的精神“内爆”使得这一隐喻世界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特征,而这种不确定性在主体和文本中的体现就表现为“间性”。     

从神坛走下来的革命党人 ——论田汉话剧的辛亥革命叙事

田汉的辛亥革命叙事聚焦于革命语境下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光辉。这具体表现在,内容上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揭示“革命性”与“人性”在革命党人身上的矛盾统一;思想上通过描绘“残缺”现实与“完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升华出“为幸福而死”的革命哲学;艺术上围绕“人性”这一主旨完成了对民初以来革命叙事模式的突破和转换。田汉将革命党人“拉下神坛”的创作实践,代表了“五四”之后创作观念上的时代转向。     

评杨骚早期的两部象征主义诗剧——《心曲》和《记忆之都》

杨骚早期的创作深受西方象征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诗剧《心曲》和《记忆之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然而，作为中国左翼作家的杨骚毕竟是时代的歌手，他的象征主义剧作中透露出不可遏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味，这为他中后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画创作中延安红色主题形象的塑造类型探析

革命圣地山水画题材的出现,有着它别样的时代机缘和现实基础。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圣地"之一,对延安红色主题形象的塑造与表现也经过了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画中的"延安红色主题形象"塑造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不仅代表了传统国画艺术在革命现实的背景下有了新的表现题材和创作模式,而且也代表了时代所给予艺术家思想上的改造结果。     

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旗帜——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正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在党的关怀下,文艺之花重又繁荣生长,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灿烂美景正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充满希望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四十周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旗帜.它不仅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深刻地和彻底地解决了文艺和工农兵根结合的问题,而且还规定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使解放区的文艺和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我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质变性的跃进.从此,我国革命文艺进入了新的人民文艺时代:为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时代,作家和群众、文艺和群众、革命文艺和文艺传统开始结合的时代.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南社与传记的现代转型

南社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传记。南社传记主要以革命志士为传主,记录了辛亥时期广阔的革命现实。宣传革命,书写时事,南社传记代表了时代主题,并引导了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观的流变

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小说中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观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主流观念是讲述革命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反封建;80年代后期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一种文化历史观;此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消失后,它对近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继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

从文化史角度看,17世纪科学革命是基督教内部的启智过程,包括逻辑演绎方法和实验方法的创新:同时也是宗教价值警惕这种理智对人类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影响的过程.这一双重过程具有矛盾、妥协与互动性,而至牛顿实现了科学上的综合,也是文化上的谐和.它表明科学与文化价值的交织存在,科学的成功既模造了时代的科学精神又赖以其发展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如此,科学发展就远非囿于工具的应用,而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乌托邦革命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流行较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这个学派的一些著名代表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自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革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展望,并以此为依据,借口时代发生了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已经过时,主张用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就是他们的乌托邦革命论.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论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中国革命小说的史诗性诉求

卢卡奇认为史诗的特性产生于史诗时代,不管保持这种总体性的史诗时代是否真正存在过,但它是人们对久远年代的理想化,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溯.中国革命小说的史诗性诉求正好契合了卢卡奇的这一说法.从茅盾到赵树理再到梁斌,中国革命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契合了革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了意识形态的神圣和正义,具有一定的史诗性.     

简论茅盾三十年代短篇小说的思想成就

在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创作中,短篇小说占有重要位置。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左联时期革命的深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展,茅盾以“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①的坚强意志,自觉地负荷起文艺家的社会使命和时代使命,把文学作为“表现时代,解释时代,而且推动时代的武器”②,在创作出长篇巨著《子夜》的同时,还创作了以《春蚕》、《林家铺子》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的短篇。